近代中華科學文化衰退的制約因素探析

近代中華科學文化衰退的制約因素探析

近代中華科學文化衰退的制約因素探析

　　 中華科學文化在古代曾經領先于世界，對于世界科學進步起者不可磨滅的貢獻，而到了近代卻落后于西方，這是一個至今沒有圓滿答案的問題。 本文從中國傳統文化、政治制度和科學研究方法等方面分析制約近代中華科學文化發展的因素。

　　 近代中華科學文化；衰退；制約因素。

　　中國社會五千年歷史中有過輝煌的創新與發明，四大發明在世界文明進程中極大推進了各國發展的步伐。英國著名的科學史家李約瑟說過：“中國在公元3 世紀到13 世紀之間保持了一個西方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古代的科學文化“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 世紀之前更是如此。”中國人對科學技術有著卓越的貢獻，“要是沒有這種貢獻，就不可能有我們西方文明的整個發展歷程。因為如果沒有火藥、造紙、印刷術和指南針，歐洲封建主義的消失就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薩頓在厚達4000 頁的專著《科學史導論》中，從古代一直研究到公元14 世紀，他列舉了大量的科學家名字，而中國科學家就有249 人。但是，中國的科學文化的繁榮只是相對的，特別是到了近代，中國的科學文化落后于曾向自己學習的西方。中國人開始擺脫“一向以自己為中心”的姿態，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中國的科學文化為什么得不到持續的繁榮呢？事實上，在中國傳統科學文化繁榮的同時，中國傳統的文化、思維方式、科學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嚴重地束縛著我國古代科學文化的發展。

　　一、傳統文化“重政務，輕學術”的傳統阻礙了科學文化的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雖不絕然否定科學和技藝的作用，甚至還包含了某些科學方面的知識，但卻是貶低科學的實用價值的，中國傳統文化關注的是國家政務，輕視對自然的探索。儒學事實上就是如此，它認為科學和技藝只是“小道”，“雕蟲小技”，解決不了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問題，君子不可沉溺其中，君子應潛心于仁義道德的研究。《新唐書·方技列傳》說：“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小人能之。”孔子主張“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而且認為技藝會使人玩物喪志，于國事無，并把它歸于不道德的功利行為，從而也抑制了技藝的研究發展。而中國自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專制政策以來，儒家經典獲得了政治意識形態的權威，春秋戰國時代那種學術自由、“百家爭鳴”的氣氛蕩然無存。歷來的統治者又都把科學技術誣為“下九流”、“奇技淫巧”。道學也具有反科學主義的特點。道學追求回歸自然，但它不主張探索自然和改造自然，這就必然不推崇科學技術。可以說道學創始人老子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反科學、反理性主義體系，他的“無為而治”看似進入超脫一切的境界，本質上這是一種“絕圣棄智”、“絕巧棄利”、“絕學無憂”的蒙昧主義的綱領和“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的愚民國策。佛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雖然蘊涵著一定程度的理性思想，但是，基本上具有非理性本質。禪宗吸取老子“不言之教”的思想和道家悟性直觀思維傳統，主張以悟性思維頓悟本真的佛性并且不立文字地去洞察世界的本質，從而具有濃重的非科學特質。

　　二、逐漸教條化的科舉制度和封建制度阻礙了科學文化的發展。

　　作為中國古代封建政治產物的科舉制度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生了重要作用，但是科舉考試的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所以只能培養出背誦經典章句，善于文辭而缺乏實學的人才。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是閉門窮經，“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而且做學問只是注釋、考據先賢的著作，極少創新。他們把畢生的精力埋于古籍堆中，只繼承不創新，只完善不突破，思想受古經束縛很大。到了元明之際，科舉考試內容僅限于八股文，內容局限于“四書五經”，完全排斥了科學技術內容，使古代科學技術的成果得不到繼承和發展。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終生致力于國家政務，自然知識、生產技術等科學技術為他們所不齒。這不僅摧殘了知識分子的身心健康，更嚴重的是束縛了知識分子的思想。“程朱理學”的興起，更加深了對人們心靈的摧殘。封建的綱常名教嚴重地禁錮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從而也束縛了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

　　我國古代是官本位的社會，除了做官，大部分游散于民間的知識分子（士）和手工業者的社會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他們由于行走于國家政權之外，科學研究是得不到國家的認可和支持的，所以很大一部分研究開展不下去。比如說墨家，墨家的階級基礎是手工業生產者，除了一部分手工業者積累起了充分的財富而參與政治生活等之外，另有一部分手工業者則因擁有財富而有條件從事與手工業、商業等有關的獨立的學術研究，進而推動了這一時期科學技術的發展。可惜的是，戰國之后，手工業者由于社會地位低下，經濟上沒有大的實力，所以，已無能力研究與他們手工業有關的科學了，這樣，墨家及其傳統在后世沒有得到重視和發展。況且，墨家一直受到儒、道、法諸家的擯斥，在中國傳統文化演進中幾乎中斷、絕響。

　　三、中國傳統的科學研究方法阻礙了科學文化的發展。

　　近代西方科學的發展與他們科學的研究方法密不可分。西方科學注重分析，在研究一個具體事物或事物的某一局部時，總要把它從錯綜復雜的聯系中分離出來，獨立地考察它的實體和屬性。中國傳統科技則與西方科技截然相反，注重整體思維缺乏個體邏輯分析，是注重綜合，注重從整體上把握事物。

　　這一整體思維方式是以忽視部分乃至否認部分和部分之間的區別而強調由整體分解出部分、進而由整體的性質來決定部分的性質，這就必然要以思辯和直覺來維持。人們往往不通過邏輯推理的過程來看待自然界和自然現象，而是借助于直覺洞悉自然，而這種直覺往往與日常經驗或類比推理聯系在一起。一旦對自然現象提出的疑問與人們的直覺相悖，或者超出了人們所能直覺的范圍，這時人們往往就會否定這一疑問，而不是進一步加以研究。

　　這種整體性在中國的醫學、農學、天文學，甚至中國的邏輯學中，則表現出一種沒有經過邏輯分析的總體觀念。所以中國科學文化中對大自然的理論性認識是遠遠不夠的，中國古代科學一直也沒有形成完整的自然科學體系。中國傳統科學研究往往由于缺乏形式邏輯及其分析的研究必然帶有思辯性和猜測性，這顯然不利于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古代科學技術向近代科學技術的轉化。

　　四、中國科學研究重實用不重理論的特點阻礙了科學文化的發展。

　　科學的繁榮是應用技術和理論研究的共同興盛，近代西方科學的興起很大程度上與重大的科學理論被發現有關。能量守恒與轉換定律等三大理論的發現，揭起了近代西方科學大發展的序幕。但是中國的研究往往與生產、生活密切聯系，而進一步的理論則是無人問津。中國古代注重對人與社會的研究，忽視對人、社會以外的大自然的研究。儒家始終抱定一種堅定的態度，“認為只有人與人的社會才值得研究。”道家甚至認為“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在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只有徹底地杜絕機械、機事、機心，才能使全社會還樸歸真。墨家雖然研究了大量的光學、力學、數學等問題，且這些工作大都是開創性的，但是，它也不重視對自然的一些普遍問題的研究，而注重的是社會上發生的實際問題，如技術問題，這就是說，它也沒有自己的自然哲學，即對自然界根本性問題進行研究的哲學。同時我國發達的兵、農、醫、藝四大實用科學傳統，都是為現實的政治倫理和社會生活服務的。如天文學的研究，歷代王朝都設立專官觀測天象，修改歷法，而歷法的制定和修改與皇權神授的政治目的相聯系，把天象作為社會人事變遷的重要征兆。科學著作基本上也是看到什么就記下什么，對看到的事可以想些什么就很少有人去探究了。農學著作主要是記述生產經驗，很少提出規律性的認識；天文學主要是記載觀測數據及觀測到的現象，對隱藏在現象背后的原因就不再追究，以至于哈雷慧星從春秋到清末被記錄31 次，但發現其出現平均周期的卻是十七世紀科學家哈雷；醫藥學也是經驗的匯編，缺乏自身的理論體系；而《齊民要術》、《夢溪筆談》、《天工開物》等重要著作都是百科全書式的實用科學著作，對科學理論卻極少涉及。

　　實用理性的知識趣味，決定了中國人對自然奧秘的探索，主要是來自于那些經驗的實用技術，以直接滿足日常生活和政治統治的需要，但是并不熱心于沒有“急功近利”的公理系統，以及僅僅為證明理論的科學實驗，這恐怕不能不說是中國近代科學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之一。重技術、輕理論的學術傳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國古代科學向高級形態的發展。

　　五、結語。

　　科學追求的是事物的根本道理，科學精神即自由探索的精神、理性的精神、追求真理獻身真理的精神、實事求是的精神、勇于批判和大膽創新的精神。西方近代科學精神賦予理性至上的權威，在科技方面表現為大膽假設，細心求證，而且科學發展重視以實驗為主，所謂科學實驗就是對假設理論進行檢驗。實驗的過程不但可以檢驗其正誤，往往還可能提升或推翻這個理論。正因為這些文化傳統，西方人士比較習慣大膽假設，小心論證，因而產生了許多重要的、革命性的成果。相反，中國科學的發展由于缺乏科學論證的態度而最終不能實現向現代科學的轉換。

　　

　　 錢兆華。對“李約瑟難題”的一種解釋. 自然辯證法研究，1998 年（3）。55.

　　 郭忠義。應當重視對傳統文化中非科學主義因素的批判. 新東方，1992（8）。

　　 任繼愈。老子今譯（修訂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151、180.

　　 李約瑟。中國古代科學思想史. 陳立夫譯。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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