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關于普通話水平測試北京方言
引導語：任何方言都是當地居民長期自然形成的語言交際系統，而鮮有人為規定的成分，而普通話語言系統的確立則有很大的人為因素。以下是百分網小編分享給大家的2017關于普通話水平測試北京方言，歡迎閱讀!
一、語音描寫
普通話“兵平明定聽寧另景請性英”(以下簡稱“英”) 等字的韻母，其音值到底如何，一直是有爭議的，主要分歧在于韻腹到底是前元音i還是央元音e。前者可以標為ing，后者可以標為ieng。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對“英”韻母的描寫是以i為韻腹的。早在上世紀30年代，趙元任先生就有這樣的看法，70年代末王力先生也是這樣看的;90年代徐世榮先生更是明確說帶有e音的發音是錯誤的。我們還應該指出，19世紀英國人Thomas Wade 的威妥瑪拼音中，“英”韻母就是寫作ing的。威妥瑪拼音系統極具影響力，事實上這種寫法顯然比ieng更能夠被歐美國家的傳統正字法所接受。③
但是相反的看法也有不少：
1. eng、ing、ueng、iong四個韻母在注音字母中是 ㄥ、 ㄧㄥ、 ㄨㄥ、 ㄩㄥ，即注音字母把ing分析為ieng。注音字母直到今天在許多很有影響力的語文工具書中仍在使用，如《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
2.王力先生在肯定“英”韻母為ing同時，也指出，許多北京人發音是ieng。
3.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教研室上世紀60年代編寫出版、80年代再次出版的方言調查工具書中，認為是ing的韻腹是帶有e色彩的i,即ieng，其中e是過渡音。
4.上海大學等十幾所高等院校聯合編寫的教材《現代漢語》(錢乃榮主編)認為ing的實際音值是[iIŋ ]，即主要元音是前次高不圓唇的，而舌根鼻輔音只是一種附加的色彩。
5.上世紀80年代初在討論普通話音位標音時，復旦大學游汝杰等先生的論文分析“英”字韻母ing實際音值是[iəŋ] 。游先生這篇論文在漢語音位學研究方面是極有影響的。
6.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教研室的漢語教材認為“英”韻母的嚴式標音是[ieng]。
7.北京大學中文系林燾、王理嘉先生《語音學教程》認為ing的嚴式標音是ieng。④
筆者個人的感覺是“英”的韻腹發音是不穩定的，有時有e音素，有時沒有。韻腹為i，“英”發音時口形較小，舌前部隆起;念ieng時，則口形略大，舌隆起的部位略后移。一般發音時，e音色不明顯，但是重讀時，例如將后鼻音字“英”與前鼻音字“音”做嚴格的區分時，“英”就很自然地念成了ieng而不是ing。這種發音在國家普通話測試的第一題“讀單音節字詞100個”中尤其明顯。“英”字韻母這種不穩定的發音，確實不是簡單的是否標明e的問題。正如趙元任先生說，允許音位有零成員大有好處。⑤如果我們們認真考慮北京音系對于推廣普通話的基礎作用，我們就不宜簡單地認定“英”中沒有e音素。至少，我們應該展開社會語言學的北京話調查。就目前而言，沒有必要把ieng的發音簡單地排斥出普通話系統。作為全國測試的標準，對于ieng式的發音，可以采取“不禁止也不提倡”的態度。或許我們們可以采取一種更為穩妥的態度：除判定一級甲等試卷第一題之外，ieng式的發音都可以接受。
二、音節表
《綱要》29頁普通話開口呼音節表將shei加上括號，附帶的說明是：shei是“誰”的口語音，已常被shui代替。
就筆者的語文生活經驗而言，實際的情形與上述表述剛好相反。長年生活在北京語音環境(注意：不是北京話語音環境)中，我們從未聽到有把“誰”說成shui的。(50年代侯寶林郭啟儒兩位相聲藝術大師作品《北京話》中有“這輛三輪shui的呢?你好不好拉我們去東四牌樓?)即便在《綱要》中，作品35“這位比誰都感到受自己的聲名所累的偉人”，28號“誰能把花生的好處說出來”“花生的價錢便宜，誰都可以買來吃”都是把“誰”標音為shei,對應的光盤錄音也是shei.《新華字典》至少到1992年還是把shei列為“又讀”，但是至遲在1998年修訂本中已經以shei為第一讀音而shui為又讀音。《綱要》對于沒有收錄的包括shei在內的18個音節的解釋是：“某些語氣詞、特別是只以輔音充當音節的，方言色彩濃重、比較土俗的詞，或僅限于書面語有不常用的音節”。按照這個解釋，shei大概屬于“方言色彩濃重”。我們以為，根據目前的普通話實際表現，shei已經不能作為土俗發音了。它的使用早已經超過shui了。
此外，《綱要》音節表有zhei、dei、nei、zei 等音節。其實這幾個音節也未見得比shei更有理由進入音節表。zhei只有一個字“這”，去聲。《新華字典》對此音節的解釋是“這一”的合音。其實許多讀zhei的“這”已經難以用“這一”去對應了，如“這孩子”“這是誰的”“你這話我們愛聽”等等。dei只有一個字“得”，上聲，意思是“必須”，其實這也是北京口語的一種表現形式。nei音節只有兩個字，一是“氣餒”，二是“內外”。zei音節只有兩個字，一是“賊”，二是“鲗”。聲母為n或l、韻母為ei的音節，在今天北京話中，除了“肋”“羸(léi)弱”之外，都是中古《廣韻》音系中的合口字，古代讀法都是圓唇的，不對應于今天的不圓唇發音(在京劇上口字中，這些字倒都是讀圓唇的)。由此可見，不圓唇音是后起的。
因此，zhei、dei、nei、zei都有一個從圓唇向不圓唇演變的過程，如果我們能夠接受這個演變，也就沒有理由不接受“誰”的從圓唇向不圓唇演變。
三、詞的注音
這方面突出的問題是輕聲和兒化。
講北京話的人在參加測試時，輕聲和兒化發音本身是沒有困難的，困難在于他們很難弄清楚哪些詞可以或者不可以輕聲或者兒化。這個問題其實非常復雜。試舉幾例。
1.“瓜”類
所謂“瓜”類指“冬瓜、西瓜、黃瓜、南瓜、倭瓜”之類。1994年《普通話水平測試大綱》(以下簡稱“《大綱》”)⑥把“黃瓜”標為輕聲，其他的“瓜”讀陰平。當時令許多北京人和其他方言區的人感到無所適從。《綱要》做了修正，把這些詞一律列為輕讀，簡單說就是兩可的寬松處理。我們以為這樣做很好，讓北京人在測試時難度降低，又不影響其他方言區。
2.“韭菜”
與“瓜”類相比，下面的詞語問題更大，因為“瓜”類無論輕聲與否，并不改變詞義。可是“韭菜”在《大綱》和《綱要》中都標為后字去聲，這就與“酒菜”同音。我們知道，普通話在對輕聲詞的取舍時是非常看重輕聲的辨義作用的，如“地道”“東西”“兄弟”“褒貶”等詞一定要分成輕聲的和非輕聲的。按照這個原則，建議把“韭菜”按照北京話的習慣，標為輕讀。這樣的詞還有多少，我們沒有做過調查，至少不是孤例。再舉兩個類似的例子：
“報仇”“報酬”聲母韻母相同，后者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下同)僅標為輕聲，《綱要》列為兩可。那么，這兩個詞按照《綱要》的注音就會出現同音，而北京口語是沒有這個同音可能的。“抱負”“報復”聲母韻母同，后者在《現代漢語詞典》和《綱要》均標為兩可，這樣的安排確實能為南方方言區不習慣讀輕聲的人士講普通話提供一些便利，但是也要付出不必要的同音詞代價。其實這樣的“排擠”輕聲實在沒有必要。我們建議按照北京口語發音，“報仇”“抱負”不輕聲，“報酬”“報復”只能輕聲，因為分辨詞義畢竟是最重要的。
3.“分析”類
有些詞在北京話中常輕讀，《綱要》反而嚴格限制，要求不能輕讀，如“分析、安慰、抱負、編輯、博士、程度、沖突、待遇、方便、較量、考慮、利息、秘書、年齡、氣候、誤會、孝順”。北京市語委辦編寫了《普通話水平測試指導用書》(商務印書館，2005年)，其中專門列舉了北京人過多的輕聲習慣，指出這些詞在普通話中不讀輕聲，如果讀了，就要被判語音錯誤。在我們看來，這些詞在北京話中其實并沒有像“桌子椅子 板子 刀子”那樣讀成輕聲，而只是輕讀了。輕讀和輕聲的語音學區別，目前學術界還有爭論，我們們這里無力進行討論。我們的建議是：像這類并不影響詞義的輕讀現象，應當允許進入普通話，就像對“西瓜”一類詞的處理，可以把“分析”等讀成“陰平 + 陰平”，也可以讀“陰平 + 輕讀”。這樣做其實絲毫不增加其他方言區學習普通話的難度。
4.“筆尖兒”類
北京話有不少帶“兒”尾的詞，這些兒尾其實不是單純的語音現象，而是具有語法功能的。如“筆尖”如果不帶“兒”就成了主謂詞組，帶上兒尾，才是名詞。兒尾是名詞化的標志。建議《大綱》《綱要》在這一點上能夠“寬容”一些，把“筆尖”的注音帶上一個兩可的兒化與不兒化的選擇。其實《現代漢語詞典》一直就是這樣做的。《現代漢語詞典》的影響很大，所以《綱要》如果這樣做了，也不會被視為別出心裁。類似的還有“葡萄干”“豆腐干”，如果不帶兒化注音，就要引起歧義。還有“跳高”“跳遠”，我們注意到中央電視臺的體育轉播節目，包括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都是帶有兒化音的“跳高兒”“跳遠兒”。 將“高”“遠”等形容詞帶上“兒”轉化為名詞再放到動詞“跳”后就形成了動賓構造“跳高兒”“跳遠兒”，否則動詞“跳”加上形容詞“高”“遠”在語法上無法組合。同樣結構的還有“抽空兒”“繞彎兒”“繞遠兒”“揭短兒”“遛早兒”“遛彎兒”等等。
5.“課文兒”類
北京話兒化音相對較多，所以北京人的普通話也就常常遭到南方朋友的“嘲笑”，認為不好聽。好聽與否當然不重要，重要的是交際功能。上面說的“筆尖兒”類應該加兒化注音，問題還算簡單。而“課文兒”等詞就比較復雜，因為這類詞是否加兒化音并不構成詞義上的對立。“課文”是比較突出的，北京市《普通話水平測試指導用書》中還列舉了“卡片、分數、小數、表面、劇本、課本、見面、名單、零件、眼神、出門、電鈴、單詞、符號、電影、雪花、窗簾”等等。對這類問題，我們的建議是采取《現代漢語詞典》的辦法，用兩可的方式處理。否則，一律限制兒化，好像是有利于普通話，其實未必。因為硬性規定讀成兒化音，會增加南方朋友學習普通話的難度;而硬性取消兒化音，又會使北京人對于普通話望而卻步，并且可能使普通話失去自己最有力的根據地。農歷臘月初八日的“臘八粥”也是一個好例子：這兩年央視可能是受了《綱要》的影響，每年農歷臘月都說“làbā(臘八)粥”，非常地別扭。其實這里不單是別扭的問題。北京口語“臘八兒”具有形態音位學性質：“八”是數詞，加“兒”后轉為名詞性，明確其名詞性質，即“初八日”。
事實上，無論是北京話還是其他方言和普通話，輕聲和兒化的問題都非常復雜，其中很有可能是社會語言學性質的。而我們的測試又不太可能嚴格區分社會的各個層面。考慮到這一現實情況，我們建議，對于輕聲和兒化詞應該盡可能參考普通話基礎方言北京話的實際情況，盡可能放寬標準，采用輕聲與否兩可、兒化與否兩可的處理方法。在這方面，《現代漢語詞典》輕聲與否兩可、兒化與否兩可的注音方式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應該強調的是，上述關于某些詞是否應當輕聲或者兒化的困惑，其實并不限于以北京話為母語的人，許多非京籍人士在參加普通話水平測試時同樣感到難以掌握輕聲兒化規律。
綜合以上三個方面，簡言之，本文的建議其實就是在不增加全國其它方言區的人們學習掌握普通話的負擔，不致影響他們的學習普通話的熱情的前提下，在不改變現行的對普通話語音系統的描述的前提下，適當增加普通話標準中的北京話元素。從長遠看，我們的建議是有益于推廣普通話的。反之，過分地壓縮減少普通話中的北京話元素，其結果不但是影響了北京本地人的普通話水平，更重要的是使得普通話失去一個至為牢固的語言基礎，一個活生生的語言共同體(language community)。筆者多年來擔任北京市普通話水平測試的考前輔導工作，介紹普通話水平測試的要求。不少聽課的人在聽課以后都感慨“自己好像不會說話了”。這種感慨中不乏調侃與夸張的因素，但是，在制定普通話測試標準時，我們也確乎應該充分考慮北京話的特殊地位。這也是本文寫作的初衷。
最后，讓我們引用相聲藝術大師侯寶林先生在其經典作品《北京話》中的話來結束本文：“說北京話，別帯土語，就是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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