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論文

代表論文1

　　人人網和藝恩咨詢聯合發布的《2 0 14 年輕人群電影風向標》中顯示，當下青年群體已經成為了觀影人群的中堅力量，“19—3 0 歲的年輕觀眾占總觀影人次的 5 0 % ，其中近 6 成年輕觀眾月平均觀影數量在 5部以上”。 （1） 不難想見，當代電影作品，特別是都市電影作品中理所應當滿足青年影迷的接受愿望，并詮釋出青年文化的鮮活樣貌。事實上，新中國成立以來，電影作品中從來不缺乏對青年文化的表述，從昂揚著集體主義情懷和革命激情的青年性傳達，到叛逆人生、邊緣人生、感性崛起的成長敘事，一直到今天，時尚青春、消費青春、懷舊青春等主題的詮釋，都體現出影人對青年文化的敏銳觸角。

　　相對于主流文化，青年文化是一種亞文化。誠然，羅伯特·默頓 （ R obert M erton ） 曾經將亞文化定義為“窮人文化”，認為“各種亞文化及其群體采用反社會甚至犯罪的行為來拒絕常規價值，顯示出全部社會結構的內在張力”， （2） 而當代中國的青年文化卻絕不僅僅包含著“底層—對抗”的話語模式。伴隨著社會變遷中各種政治、經濟、思想力量的博弈與角逐，青年文化被釋放出不同于既往任何一個時期的復雜與多元情緒。這其中既包含感性的崛起，主體性的張揚，風格化、象征性的抵抗，也包含著娛樂至死的歷史虛無主義情緒。吉林大學張福貴教授曾著文指出 ：“在當下中國文化發展觀上，正處于一個人類思想史上罕見的年代 ：年輕一代指責年老一代太激進，年老一代批評年輕一代太保守。”在人類歷史上，父子沖突向來被視為“保守”與“激進”之間的對抗，但 21 世紀的今天，父子沖突的角色置換緣何以如此吊詭的面目呈現？我們既要看到當代社會思想領域中倔強與激昂向平靜與平庸滑落的廣泛影響，也不得不拷問影視作品所締造的“擬態環境”中文化引導力在潛移默化間發揮著作用。

　　自由的幻象與偽經驗生產——主流意識形態對青年叛逆的規訓與收編

　　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已經過半，在現代化進程漸涉深水的時代背景下，主流意識形態不再以高高在上的姿態隔空喊話式地宣教，相反，它以潛隱的智慧退居到幕后，默默守望并調停，但這種守望與調停一刻不曾遠離。特別是在電影文化領域中，意識形態的管控充分發揮了柔性的粘合作用，不斷規訓并調和著青年群體的叛逆情緒。一方面，浸淫在電影文化所提供的“快樂”體驗中流連忘返的青年人自以為獲得了空前的自由，殊不知，快樂經濟恰恰是以一種“去政治化”的方式實現隱形的政治訴求。樂不思蜀的青年人漸漸對市儈主義哲學習以為常，變得麻木不仁，反思意識、批判意識淡漠。快樂或許可以暫時令人忘記現實矛盾，但卻無法消除現實矛盾。懸浮在空中的歡笑給年輕人制造了自由的幻象，將他們與真實經驗整體性隔絕。事實上，文化的異化有助于當代青年擺脫人性的異化，相反，文化的同化則將最終導致人性的異化。正因為娛樂至死的快樂經濟鋪天蓋地地席卷而來，一股反智主義風潮正在當代青年人中間悄然散播 ；另一方面，當代電影作品中似乎也不乏叛逆思維的存在，而這種反叛往往不觸及現實矛盾的本質，是一種無害的反叛。電影作品中不斷塑造著這樣一種反叛性商品，批量化生產，推銷給年輕人。這種被誘導的反叛情緒象征性地調節并釋放了積壓在青年人心中的塊壘，但恰恰是這樣一種“偽經驗”的存在，構成了文化消費主義的內在生產邏輯，形式化、策略性地成為了疏導青年人憤懣、不滿的排氣管，培養了一個又一個互聯網憤青的同時，也不斷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將青年人收編為主流話語的附庸。

　　在數代共存、代際劃分模糊的當下電影創作主體中，現實主義的鋒芒和追問社會本質的潮流變得曖昧不明和語焉不詳。作為傳統導演的馮小剛，在其作品《非誠勿擾 2》中設置了盛大的離婚典禮，溫馨浪漫的生命告別儀式似乎在向人們昭示著現時代的浪漫想象，某種意義上講，這是以一種遠離經濟現實的幻象遮蔽了國人的真實生存景況，誠如文化學者周志強所談到的，資本體制“總是用幻想和想象的方式來拒絕真實的和歷史的關系，這正是資本體制時代精神分裂癥的根源”。

　　盡管影片中所描摹的夢幻體驗真實可感，愛戀的沖動浪漫如花，但這種浮光掠影式的“偽經驗”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融入到真實的物化生存圖景中。就當下電影創作領域而言，或許這是一個美學想象力空前泛濫的年代，也難免將成為一個現實主義想象力匱乏的年代。

　　新生代導演的作品中無論是充滿數據庫電影意味的《分手大師》 （ 鄧超 ） 、 《將愛情進行到底》 （ 張一白 ） ，還是迎合都市青年人普遍消費心理的小妞電影《新娘大作戰》 （ 陳國輝導演 ） 、 《非常完美》 （ 金依萌導演 ） 、 《小時代》 （ 郭敬明導演 ） ，似乎都在講述著一個個光怪陸離、熙熙攘攘的都市浮世繪。奢華的服飾、浮夸的物化都市空間，以及簡單、同質化的情愛矛盾，構成了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社會的關系邏輯。

　　影片中似乎也在預設的青年焦慮中尋求答案，但小資情調和戀物癖式的現代性病癥悄無聲息地被賦予了合理化假想的同時，歷史虛無主義的情緒淹沒了影片中應有的理性思辨，在浮光掠影的都市文化圖譜中，很難找到可供借鑒和遵循的精神向度，更無法真正令觀眾得以精神救贖。反觀近年來《穿普拉達的女王》《珠光寶氣》《公主日記》等歐美都市片，青年人盡管也包裹在物化的景觀世界中流連忘返，但美國當代社會關于個人主義、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俯拾皆是，青年人在成長中的狂喜與熱望、找尋與迷失、猶豫與認同的精神困頓被反復思考、打量。在多重精神動態中，觀眾可以依稀感受到青年人對都市社會接受與拒斥間的復雜敘事鏈條，更可以找尋到成長中的力量，進而搭建起都市青年人與社會生態相互關聯的種種可能性。

　　現代都市社會是青年文化的生成語境，也注定成為青年文化的反思坐標。物化的都市景觀在滿足人們更為便利、更具現代感的生活體驗的同時，也賦予青年群體豐富的文化想象空間。“都市景觀的建設，致力于都市想象的三種基本模式 ：凝望——國家主義的權威顯現為城市形象的日益改觀 ；窺視——越來越多的豪華撩撥窺視者的欲望并激發公眾高壓工作的熱情 ；觸摸——通過搜索新的地標，遺忘生存經驗，讓自身最終變為城市的‘異居者’。”作為現代都市文明建設的參與主體，青年群體一方面在影視作品的“超真實”維度中獲取審美、文化的認同，另一方面，又勢必將影視作品中獲取的經驗認同反作用于現實社會。然而，擬態現實絕不等同于現實，比現實更具真實感的“超真實”也只能給予心靈短暫的慰藉。當吊詭的信息鴻溝日益擴大的時候，我們不禁要反思，影像作品中所賦予我們的文化想象難道僅僅是一種關于現代都市生活的烏托邦嗎？在本雅明看來，一個高度發展的物化都市社會中，人們的經驗并不是越發的富足起來，而是不斷地損失，從而令人難以正確地檢視自己的經驗系統，真實的經驗有時也會遭到嘲笑和戲弄。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平衡體現在空間性的城鄉差異，時間性的父子差異，心理性的倫理差異。“這種經驗的缺失已經深入到現代資本主義整個藝術、文化的層面上去了——虛偽和騙取來的經驗，令人類在現代整體性地損失了真實的、現實的經驗。”

　　多元背后的同質——影像角色社會身份的選擇

　　北京大學張頤武教授曾多次撰文指出，“21 世紀初的文化已經進入了年輕一代主宰的時代。在全球化以及中國的市場化進程中，年輕一代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最豐裕的一代人，并且開始顯示出新的趣味，年輕一代現在已經成為了文化消費的主力。這些年輕人成了中國現代以來最敢于消費的一代，他們的趣味和愛好主導了文化消費的走向”。近年來中國都市電影中對青年觀影群體的精神詢喚總體而言是以角色認同的方式實現的。這不僅體現在一般意義上的都市作品中，即便是主流意識形態意味濃厚的作品《智取威虎山》，也在影片開端和結尾處安排了韓庚飾演的當代青年人形象。無論導演意圖在于通過青春的視角追溯過往也好，通過新舊社會的生活狀態對比來反襯革命歲月的崢嶸也罷，有一點是不容否認的，那就是這種人物形象、身份的設計和構造能夠有效調動青年觀影群體的精神參與，在他們充分的身份認同中實現歷史經驗的認同。

　　普羅普的敘事學理論認為 ：“角色功能充當了故事的未定不變因素，它們不依賴于由誰來完成以及怎樣完成。它們構成了故事的基本組成成分。”角色塑造情節，情節構建故事，故事背后隱藏著的則是人們的觀念。近年來裹挾在影像角色身份中同一化的白領趣味愈發流行，恰恰反映了當代青年的整體性職業觀念。消費社會在締造了一個又一個經濟奇跡的同時，也催生出了一個嶄新的社會階層——白領階層。

　　他們活躍在金融、文化傳播、商業交通等行業中，以經理、職員、傳媒從業者和創意策劃人身份從事著非生產性工作。對于一般青年人來說，白領職業是青年成功者的象征 ：衣著時尚、表情高冷、舉止入時，經常出沒于現代性意味濃厚的咖啡館、酒吧、會所、銀行等公共場所，收入穩定、衣食無憂的同時，也有著較好的社會評價。然而事實上，白領階層不同于既往的中產階級，他們沒有雄厚的經濟地位和充分的話語空間，作為主流社會權力的附庸，“受外力操縱，謹小慎微，痛感精神上的無根無緣。從卡夫卡筆下變形為甲蟲的小職員開始，直到阿瑟·朱勤劇本中無法適應世態的老推銷員之死，白領作為資本高度異化的典型產物，理應也勢必得到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單列檢驗”。

　　白領趣味反映在都市片中，空姐、公司白領、時尚雜志編輯、模特、導游、演員等職業身份俯拾皆是。在看似多元的都市青年職業背后，卻隱藏著極大的同質性。因為受年齡的限制，這些職業的工作壽命往往是短暫的，也就成為了青年人的專屬。但青年人對此趨之若鶩的真正原因恰恰在于其豐厚的收入、較高的社會評價，特別是短時間內改變經濟處境的現實案例的誘惑。在社會轉型的當代中國，急功近利的思想逼促著青年人主動選擇了“青春飯”，以“青春賭明天”的實踐映襯著當下社會整體擇業觀念的轉變。

　　都市白領的形象在文化品格上具有空前的一致性。他們作為后現代主義者，不重空談，崇尚行動，在社會轉型期主導價值與流行價值的博弈中，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實利主義趣味。他們無暇冒犯權威，也不甘心俯就底層，用丹尼爾·貝爾的話來說，他們有著“自命不凡的高雅興致”，更樂于加盟“時尚競賽”， 在新式游戲中彰顯自己的身份。可以這樣說，青年白領群體帶有溫和的個人主義傾向，其文化訴求決定了他們習慣于以謙謙君子的形象示人，他們與大眾文化同根同源，也因此而喪失了直面社會問題的激情與沖動，流露出新犬儒主義和保守主義特征。

　　人物群像的建構與社會身份緊密勾連，一段時期以來，滿載著當代時尚意味的職業充斥熒屏。傳統集體主義價值觀念的唱衰和個人主義功利性價值觀的驅動，在影視文化橫行的當代潮流的助推下催生出“文化打工族”這一另類群體。《我是路人甲》《煎餅俠》等影片從不同側面反映出“體制外”的文化人在尋夢旅途中的漂泊與幻滅。盡管這些年輕人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直面生活的挑戰，捍衛自己的理想，付出了身體和心靈的雙重代價，但他們無怨無悔，以積極的行動回應命運的不公。就個人奮斗歷程來說，他們的青春就像一道燦爛的煙花，或許短暫，卻光彩奪目。然而，如果我們把這些青年人的奮斗納入時代發展的坐標系，不難想見，他們主體性的張揚、感性的崛起，以及叛逆與反抗的目的，都是自我指涉的，確立自我中心的欲望無法遏制。換言之，在他們的敘事體系中，家國、歷史、意義、價值的深度被抽空，民族文化的關懷全面潰敗。總之，批判精神的缺席與溫和話語實踐的復蘇，集體焦慮的喪失與個人關懷的崛起，終極關懷的揚棄與務實主義的傾心共同構成了當代影視作品中對白領文化的潛在表述。

　　總之，多元的時尚社會身份吊詭地表征著當代青年文化中“白領趣味”的單一與扁平。他們不可能與“民主的幻想”保持一致，缺乏歷史根基、文化誠意，被丹尼爾·貝爾視為“最壞的贗品” （ kitsch ） ，誠如麥克唐納所言，“它假裝尊敬高雅文化的標準，而實際上卻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

　　反青年性的生成——青年主體性的揚棄與自我放逐

　　縱觀近年來的都市電影作品，對青年文化的影像書寫常常表現出嚴重的歷史虛無主義和反青年文化傾向。事實上，青年文化的背后暗含著啟蒙主義、理想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內涵，青年文化中所裹挾著的浪漫情操、探索和改造世界的熱望和對美好未來的憧憬在任何一個時代都不曾或缺。從 19 世紀末的反清運動，到 2 0 世紀初的啟蒙主義文化，從繼往開來的五四運動，到前赴后繼的反侵略戰爭，哪怕是 2 0 世紀 8 0 年代啟蒙主義的反潮和終極關懷的吶喊，青年文化一直在社會變革中扮演著生力軍的角色。百年中國的發展史中，青年的先鋒地位決定著民族前進的方向。只要這個群體充滿激情，社會就將在躁動不安中突進，然而，一旦這個群體順從，國家和社會也將在尷尬中徘徊不前。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下中國都市電影正陷于反青年文化，抑或是曲解青年文化，并使之扁平化、同質化的誤區。“青年主體性話語在建構的同時往往又蘊含著自反性的解構因子，以至于最終在被接受的過程中多數被忽視、被消解，甚至被誤讀。” （12） 這其中既包含著當代青年人社會角色期待中的困惑與迷失，也包含著當代社會心理積重難返的深層矛盾。

　　很多影片中，“青年”這一政治學概念常常被簡化為“青春”，看似時尚的青春卻滿含著歷史感缺席的迷惘與焦慮。在電影作品中，感傷主義盛行讓青年文化應有的激情與熱情過早消逝，取而代之的則是看似精美的青春怨懟、自戀情結和心靈雞湯。無論是《中國合伙人》《小時代》《杜拉拉升職記》等作品所展示的叢林法則中的世俗成功觀，還是《北京愛情故事》《命中注定》等影片中“心靈雞湯”式的情感慰藉，都一定程度上割裂了社會深層矛盾與個體生存經驗之間的必然聯系，依舊將青年人的認知經驗擱置在工具理性的泥淖中，不得自拔。當下都市片中對青年文化的觀照往往滑入狹隘的亞文化怪圈，凸顯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環境中青年文化的流行性譜系，也將故事的發生場域鎖定在休閑、消費、娛樂空間。

　　誠然，改革開放以來，電影中的青年文化表達傳承著王朔小說、港臺大話文化、先鋒惡搞文化、西方涂鴉文化和行為藝術、日韓殘酷青春物語，以及衍生自互聯網基因的粉絲文化、動漫文化，等等。在跨文化交流日漸頻繁的今天，中西方青年意識正處于遙相呼應之中，在歐美國家曾經被稱為“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憤怒的一代”的亞文化群體已然由“嬉皮士”蛻變為“雅皮士”，反觀當代中國的影視作品，仍然停留在對同質化的消費青春的書寫道路上樂此不疲。筆者認為，都市電影中對青年文化的觀照不應僅僅停留在“消費青春”“青春殘酷物語”和未老先衰的心態當中，更應該時刻保持與時代發展同步的先鋒性。

　　事實上，今天中國青年文化的版圖更加斑駁多彩，日新月異的大眾文化理應是青年文化的催生者，而絕不應該是青年文化的終結者。因此，都市電影對青年文化的影像書寫有必要深入當代青年文化的深層肌理，挖掘出更加豐富的思想內涵，共同拼湊和搭建起絢爛繽紛的青年文化版圖。

代表論文2

　　摘要：在國家對醫藥行業強化管理的背景下，醫藥流通企業面臨的市場競爭日益激烈。本文分析了醫藥流通企業的財務風險，并針對企業面臨的財務風險問題，提出構建內部控制體系、提高風險評估能力、強化庫存管理工作的風險防范措施。旨在促使醫藥流通企業基于內控視角來加強財務管理，規避財務風險，提升醫藥流通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關鍵詞：醫藥流通企業；內部控制；財務風險；防范措施

　　內部控制是企業進行現代化管理的手段，有利于促進企業的資金安全及信息完整。醫藥流通企業在實際發展過程中面臨了籌資、投資、庫存管理等方面的財務風險，受內部控制制度缺乏、風險評估能力不足、存貨管理難度較大等問題的影響，企業的財務管理效率降低。只有基于內控視角采取相應的財務風險防范措施，才能提升醫藥流通企業的經濟效益，促進企業的穩定發展。

　　一、醫藥流通企業財務風險分析

　　受行業特點及企業實際情況的影響，企業面臨的財務風險具有差異性。醫藥流通企業在實際運營過程中面臨了籌資風險。隨著醫藥流通企業的經營規模逐漸擴大，為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需要通過各種渠道籌集資金。當國家經濟環境或籌資來源結構等因素發生變化時，將產生資金短缺、貶值等財務風險。當醫藥流通企業投資者在項目投資時過高的估計了投資收益，受市場變化等因素的影響，導致實際收益與預期收益不符，或者出現企業投資資金無法回收等情況，將導致醫藥流通企業的財務風險。醫藥流通企業面臨的經營風險在于企業未對市場的需求進行全面了解，加大產品的采購量，造成產品在經營中的滯銷現象，由此引發經營風險。庫存管理作為醫藥流通企業中產品管理的重要環節，當管理人員對醫藥流通企業中的藥品管理不當，導致藥品過期、損壞或丟失現象發生，都將引發企業的財務風險，增加醫藥流通企業的經濟負擔。

　　二、基于內控視角的醫藥流通企業的財務風險問題

　　（1）內部控制制度缺乏。企業的內部控制制度是企業實行內部控制管理的重要基礎。當前多數醫藥流通企業缺乏內部控制制度，阻礙了經營活動的順利展開。醫藥流通企業的內部控制制度應該保護內部審計、企業文化、權責劃分等內容。但是受傳統經濟思想的制約，當前大部門醫藥流通企業面臨內部監督不全面、組織結構不合理、權責不明確等問題，進而影響了企業的監控發展。隨著醫藥行業的迅猛發展，醫藥流通企業的業務范圍擴大、藥品種類增加。原有的內部控制管理辦法難以滿足現代化醫藥流通企業的運營。

　　（2）風險評估能力不足。在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市場競爭環境日益嚴峻，醫藥流通企業面臨的社會壓力也越來越大，產生的財務風險也逐漸增多。在企業的發展過程中，具備良好的風險防范能力能促進企業的長遠發展。只有對風險進行正確的評估才能采取最具針對性的防范措施。企業的風險評估主要包括風險識別、分析及應對三方面。當前我國多數醫藥流通企業的風險評估能力不足，主要表現為對風險的認識不夠到位，無法有效把握風險的方向，進而未及時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造成財務風險對醫藥流通企業的不良影響。

　　（3）存貨管理難度較大。醫藥流通企業不同于其他行業內的企業，在存貨管理上具有相對特殊性。醫藥流通企業的庫存必須根據國家規定且結合藥品特點進行妥善管理。根據藥品的溫度、濕度等進行倉儲，部分冷藏藥品在配送時還需要配備冷藏裝備車。醫藥流通企業中的倉管人員需要進行專業培訓才可上崗，因此，醫藥流通企業的存貨難度較大。由于部分醫藥流通企業的存貨管理水平較低，在實際存貨管理過程中面臨諸多問題，增加了企業存貨管理的各類成本，也加大了醫藥流通企業存貨管理的難度。

　　三、基于內控視角的醫藥流通企業的財務風險防范

　　（1）構建醫藥流通企業內部控制體系。為順應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醫藥流通企業需要構建內部控制體系，實現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在內部控制體系中健全醫藥流通企業的內部組織結構。通過構建內部控制體系將公司治理與風險防范有效的結合起來，提升醫藥流通企業的規避風險能力，形成良好的經營模式。在內部控制體系中明確各股東的權利與義務，通過股東大會機制限制股東的權利，保證利益者關系的協調發展。通過嚴密的內部控制體系將企業內部數據信息化，進而達到提升醫藥流通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目的。在內部控制體系中建立內部財務制度，達到提高醫藥流通企業財務管理水平的目的。在內部財務制度的指導下，提升財會信息的質量，規范企業的經營管理行為。構建醫藥流通企業內部控制體系需要配備專業的管理人才，強化對專業人才的素質培訓，提高企業財務管理的科學有效性，促使財會人員積極的應對當前復雜的財務管理工作。提升財會人員的風險管控意識，及時解決醫藥流通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面臨的風險問題。對醫藥流通企業內部控制體系的執行情況進行全面監控，確保企業各部門人員響應號召，積極的參與到內部控制工作中來。（2）提高醫藥流通企業風險評估能力。應對醫藥流通企業的財務風險，需要提高企業的風險評估能力。從風險識別、風險分析及風險應對等方面入手，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醫藥流通企業的財務風險。在企業實際的風險防范過程中，需要掌握實時的信息數據，確保醫藥流通企業決策者做出正確的決定，起到降低企業流通損失的目的。提高風險評估能力，做好相關風險評估基本工作，找出最具針對性的對策，科學的規避醫藥流通企業的財務風險。針對醫藥流通企業當前面臨的籌資、投資、庫存管理等方面的風險，做好相關風險管控工作，做到防患于未然。為提高醫藥流通企業的風險評估能力，需要強化企業的全面預算管理。在國家規范管理醫藥行業的背景下，醫藥流通企業的采購費用、銷售費用等開支及收入得到全面的管控。企業對自身的經濟活動做好相關預算管理工作，要求基層及時匯報預算執行情況，安排事前和事后的監督任務，保證監控考核的科學性。醫藥流通企業需要做好票據審核工作，構建業績考評機制，通過加大市場營銷等手段實現費用的可控，進而合理的規避醫藥流通企業面臨的財務風險。（3）強化醫藥流通企業庫存管理工作。結合醫藥流通企業的內部控制體系，強化企業庫存管理工作。對入庫、保管、出庫等環節進行嚴格監控，做好藥品盤點、報損環節的各項工作。人工管理醫藥流通企業的庫存藥品已經無法滿足現代化的企業需要，強化醫藥流通企業庫存管理工作時需要引用先進的管控系統，促使企業朝信息化方向發展。在庫存管理系統中設置存貨盤存制度，及時對庫存的藥品進行檢查和記錄，做好相應報表后交由倉庫主管審批，確保各環節內容的準確無誤。對于盤點賬實不符的現象，進行嚴厲調查，追究個人責任。為提高醫藥流通企業庫存管理的工作效率，需要建立績效考核機制，將庫存管理的內容與員工薪資掛鉤，通過獎懲分明的方式，激發員工參與庫存管理工作的積極性。

　　四、結語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中，醫藥流通企業要想謀求發展，需要正確認識自身面臨的財務風險，及時發現企業中內部控制制度缺乏、風險評估能力不足、存貨管理難度較大等問題。通過內部控制手段，采取構建內部控制體系、提高風險評估能力、強化庫存管理工作的風險防范措施予以應對，以此提升醫藥流通企業的經濟效益。

代表論文3

　　近年來，關于“虛無主義”的談論日漸增多。價值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現象。理想信念的失落，道德滑坡，對崇高的躲避、懷疑甚至嘲諷，作為價值虛無主義的表現引起更多人的憂慮。對歷史傳統的反叛，對正統觀點的顛覆，以戲說來解構經典，用荒誕來替代正說，消解嚴肅和正統，作為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更引發了人們的熱切關注。為什么現代化建設水平的不斷提高卻生發了這類消解崇高、嚴肅和正統的虛無主義?作為現代性麻煩問題的虛無主義是如何在中國產生，何時進入中國，它的表現形式如何?如何應對?這都是當前中國理論界必須加以重視和深入研究的問題。

　　現代虛無主義的誕生:從德國到俄國虛無主義，自古有之。現代意義上的虛無主義起始于因外部壓力急迫追求現主角巴扎羅夫行動能力超強。但巴扎羅夫絕不懈怠的行動精神卻伴隨著一種激進的唯科學主義特質。在一味地追求西歐現代化，激進地貫徹西方啟蒙文化的道路上，巴扎羅夫要把一切俄羅斯傳統價值、傳統秩序都蕩除掉，把藝術、宗教全都否定掉，并由此才被俄國貴族巴威爾斥之為虛無主義者。雖然屠格涅夫說，他在這里表達的只是一種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身上新出現的、令人擔憂的現象，即否定傳統、通過激進貫徹科學主義而否定藝術、宗教和一切非科學價值，而虛無主義也只是“把它當作表述歷史上既成事實的一個準確適宜的用語”，不是后來成為的那種告密和定罪的工具，但在俄國，“虛無主義”的內涵發生了諸多的變化，具有了一系列復雜的意蘊。它超出了文學和思想的范圍，介入政治領域，一度還與暗殺、革命等聯系起來。

　　總起來看，按照德國、俄國虛無主義言說的基本邏輯，虛無主義不是個別國家、個別地區的現象，也不是僅僅發生在19世紀的現象，而是關涉整個西方歷史的普遍現象。尼采認為，虛無主義自西方文化起始就已存在，至少是基督教和柏拉圖主義的產生特別是兩者的融合，直接導致了虛無主義的發生。只是一開始人們還沒有意識到這是個麻煩問題。是到了現代社會，它才成為一個嚴重、麻煩的問題。隨著歐洲文明的全球化拓展，虛無主義會隨之走向全世界。按照這種解釋，成為一種嚴重問題的虛無主義反倒是西方文化的一種完成、成熟的結果，是現代化徹底性的表現，只有在現代化取得某種程度的成功，現代險成為一個突出問題的時候，虛無主義才會明顯地體現出來。虛無主義在20世紀的中國經歷了德、俄兩國長時間的醞釀、發展和演變后，虛無主義話語在20世紀初進入中國。最初進入中國的虛無主義話語主要是俄國虛無主義，渠道卻主要是從日本傳入。

　　如上所述，“虛無主義”在俄國逐漸跟暴力反抗、革命聯系起來，甚至成為革命、反封建、反資本主義的代名詞。俄國“虛無主義”一詞的歷史變化和多樣意蘊，使得清末“虛無主義”這個詞主要從俄國引入中國時，顯得非常混亂。它常和民粹主義、民意黨、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作為相近詞甚至同義詞使用。梁啟超1903年在日本發表《論俄羅斯虛無黨》一文，就沒有區分把暗殺視為革命手段的無政府主義“虛無黨”與“虛無主義”，認為“虛無黨”始于19世紀初的文學革命，經過1864 } 1877年的“游說煽動時期”最后才發展到“暗殺恐怖時期”。

　　性格卑劣的人出于墮落。在陳獨秀看來，虛無主義意味著一種中國的病根，象征著中國的危機，希望積極有為的青年們超越這種態度，投入到積極的國家建設之中。現代虛無主義的類型區分產生于德國和俄國的現代虛無主義思想，20世紀初主要從日本傳入中國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之后還進一步傳入美國，隨著現代化的傳播蔓延到全世界。在這個長達200多年的傳播過程中，誕生了各種各樣的虛無主義理論。它們各自對虛無主義的認定，對虛無主義所抱的態度，由此制定的應對虛無主義的方案，都各不相同。大體上，我們可以做出如下區分。

　　質疑西方現代文明的虛無主義與斷言價值崩潰、沒有意義追求的消極虛無主義。虛無主義話語首先發生在西方現代文明沿著亞歐大陸自西向東傳播過程中因外部因素被動實施現代化的大國。迫于外部壓力實施現代化、而且傳統殊為深厚的大國，往往產生影響較大的虛無主義思想。最先是德國，然后是俄國，而后還有中國。這種意義上的虛無主義是憂慮西方現代文明進入本國會消解本國傳統的崇高和神圣價值，按市場經濟和資本運行的邏輯重組一個社會秩序，而一切崇高和神圣價值在這種新的社會秩序中沒有立足之地。這種憂慮進一步衍生了對現代文明的批判和質疑。質疑會從消解傳統的崇高和神圣價值，推進到現代社會無法確立任何崇高和神圣價值，勢必最終陷入“沒有什么真實，一切皆可”的相對主義和“萬事皆空，一切相同，一切俱往”的無信仰的虛無主義境地。由此，這種虛無主義不遺余力地探尋遏制、克服、有效扭轉這種可怕局面的方案，而且經常是采用本國思想傳統資源來糾正西方現代虛無主義。這在亞洲更為明顯。比如中國的朱謙之和日本的西谷啟治，都試圖用本土的思想資源來克服和糾正西方傳入的虛無主義。就像賴賢宗所指出的，這一脈絡的思想家主張，“西方的哲學和宗教建立在‘有’(實體、實有)之上，‘無’(空)被認為是東亞哲學和宗教的特色和基礎，被認為可以對治西方近代文明的許多弊病”。

　　虛無主義是一個伴隨著現代化的不斷推進出現的現代性問題，尤其在傳統深厚、后發現代化的大國更加引人注目。20世紀初期引入中國后相繼得到一定的關注和討論。它先是被當作無政府主義的一個極端派別，后來得到更多人的思考和重視。虛無主義甚至被視為魯迅先生思想的根本。這觀點還受到魯迅乃弟周作人的肯定和認同，說這“正是十分正確”。如果我們認可這一看法，無疑就更凸顯了虛無主義問題的重要性。從其發生和孕育來看，虛無主義絕不是純粹的思想事件，而是伴隨著現代性問題的凸顯而逐漸呈現的一個麻煩問題，具有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

　　隨著中國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虛無主義作為嚴峻的現代性問題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這些年學術界對虛無主義的持續關注，對虛無主義的探討明顯增多。就價值虛無主義而言，其主要表現是: 理想信念的失落。上個世紀末以來，理想主義的式微、功利主義的盛行，造就了理想信念的逐漸失落。人們對好壞對錯抱著日益寬容和多樣化的看法。從一個方面來看，這種寬容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但寬容如果寬到是非、好壞、對錯都無所謂的地步，那就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了。據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就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在全國所作的一個抽樣調查，對其中“你是否同意，人們的價值觀各不相同沒什么好壞對錯之分”這個問題的回答，竟然有將近六成的受訪者表示同意。

　　這個驚人的數字，赤裸裸地折射出當今中國價值觀的危機。俄國和日本傳入中國，經歷了復雜的演變，具有多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和類型，具體含義也復雜多樣。它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不同代表人物身上也有不同的內涵和表現。不管形式、含義如何變化，它都表現為一個麻煩問題，尤其是隨著現代性的成熟而顯得更加重要，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分析、批判，澄清其社會經濟基礎，揭示其政治文化根源，厘清其歷史演變脈絡，分析其當代表現，是嚴肅、認真地對待現代虛無主義的應有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