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百道判》的文學特色論文
摘要 《百道判》不僅是白居易思想的著作，其本身也是很好的文學著作。雖然是公文性質的文章，其文學價值也不可忽視，有著獨特鮮明的文學特色。
關鍵詞：白居易 百道判 文學性
白居易是唐代著述豐厚的著名詩人，其詩歌作品從問世起，就受到歷代人的追捧和研究。然而白居易也有著40多年的為官歷程，其文集中，除詩歌等文學作品外，圍繞著科舉仕途的文章數量亦不容忽視，可惜關注度始終不夠。這些文章以《策林》和《百道判》最為完整和系統，但目前對其研究的專著不多。
就《百道判》來說，并不是真正的官員所作的判詞。真正的判詞，是官府決獄斷案時候書寫的。《百道判》是白居易在參加“書判拔萃科”考試之前的個人習作，為應對考試，自問自答的一些判詞。他之所以重視“判”，是由于唐代科舉制度規定，中進士后的士子不能立即授官，必須通過“省試”即吏部考試。而“判”又是這項考試中最重要的環節，據杜佑《通典·選舉》中寫道：“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者，不拘限而授職。[1]”由此可知，試判是必考而且很重要的一項。更為關鍵的是，此項考核的關鍵點在于“詞美”，文筆的優長才是錄取的標準。想來也是，只有對事實分析得當才能下筆有章，在短時間內的布局謀篇才能有條不紊，文詞才能“美”。
而且判決案件是可以學習的，是非善惡易于分辨，但是文采乃是日積月累的工夫。
據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第六十六卷、六十七卷的收錄，判詞共101篇。朱金城認為《百道判》寫作于貞元十八年長安，就是白居易備考的期間。另據《通志》記載卷十七《藝文略》第八:“百道判一卷，駱賓王撰;又一卷，唐鄭寬撰;又一卷，白樂天撰;又一卷，唐崔銳撰。”[2]同名之作，雖然只有存目，足可見“試判”在唐代科舉中的重要性，但唯有白氏之作名揚天下，元稹《白氏長慶集序》云：“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遠近’、‘求玄珠’、‘斬白蛇’等賦，洎‘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于京師矣。”連白居易也感嘆道：“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仆私試賦判傳為準的。[3]”《百道判》的影響力和藝術魅力可見一斑。筆者認為，這些文章讀來屬對工整、意蘊流暢、典密而切，在官方法律文書的范式下依然充滿著文學的光輝。
筆者認為《百道判》有著鮮明的藝術特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基本格式
《百道判》中的篇目由題目和正文兩部分組成，即“判題”和“判詞”。題目偏長，一般以“得”字開頭，大約20字左右。其中人名以“甲乙丙丁”或者隨意選一名字代替。題目中已經將案情陳述一番，如“得景娶妻三年無子舅姑將出之訴云歸無所從”，前半部分是陳述案情，之后點出矛盾所在，一般是當事人的申訴“某某云/訴云”，有的是第三方的評論“或責/或非之”，還有的既有當事人的話語，也有司法部門的意見。總之是在敘述事實的基礎上，用當事人或者正反兩方人的話語亮出矛盾所在，但作者不置可否，顯示出法律文書的嚴謹與客觀。
正文部分是四言到八言的對仗句式，篇目字數不等，在80~150之間。與真正案判的不同在于，它的情節是虛擬的，沒有細節可尋，也沒有按律量刑的部分，主要是闡發作者對此事件的看法，當然也是基于當時的法律條款。
(二)寫作特色
付興林在論述《百道判》藝術成就的時候，總結道：“體制精巧、窮極變化;情理相兼、條分縷析;按經據典、博奧典雅;抑揚起伏、委婉達意;對仗精工、比喻貼切。”[4]這樣的評價已是非常全面，但經筆者研讀，認為還可做一補充。
筆者認為，每一篇“判文”都可看作夾敘夾議的小議論文，論點、論據、論證完備并各有特色。
首先，論點。這自然是作者對案件善惡是非的看法，非常明晰和確定。不過作者少有開門見山地亮明觀點，而是在層層論述分析中逐一揭示。文章以四字對句開頭，并不直接點題，而是對整體事件做一簡評或發出慨嘆，之后敘述事件時加入議論觀點，夾敘夾議地推進行文，形成一種細膩綿密的文風，在情感上給人一種經過深思熟慮，認真負責的印象。
其次，論據。王國維認為《長恨歌》中唯有“小玉”乃是化用前人典故，此說有些夸張，但也恰恰說明白居易詩歌確實用典偏少。但《百道判》的語言非但不淺俗，反而博奧典雅、引經據典、文采斐然。《百道判》既是為備考而作，一定傾注了作者非凡的心血。文章的形制、語言都是精心琢磨的結果，才會使他一舉登第，使《百道判》名揚天下。
《百道判》中的典故有直引，也有化用，幾乎是篇篇皆有。這些典故有力地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擴充了文章的內涵，使說理形象生動。四六對仗的框架內，作者不著痕跡地將各類典故融入文中，或作論據或作感嘆，寫的入情入理、有章可循，沒有出現具體律法量刑，但一情一理就讓人嘆服了。據付興林統計，這些經籍典故的來源主要是先秦兩漢的著作，主要是《論語》、《詩經》、《史記》，另外還有《莊子》、《孟子》、《呂氏春秋》、《漢武故事》、《后漢書》、《世說新語》、《列仙傳》等[5]。其中引用最多的還是儒家的典籍，作者旁征博引的背后，有儒家堅定信念的支持，這才是真正豐富有力的主要“論據”。
《得丁母乙妻俱為命婦每朝參丁母云母尊婦卑請在婦上乙妻云夫官高不合在下未知孰是》很鮮明地表達了作者對儒家禮教的遵循，本文大意是兩位命婦，一個是憑子顯，一個以夫貴，但是丁母認為自己尊貴，應走在乙妻前邊，而乙妻認為自己丈夫官職高，丁母的說法不對。這篇判文主要是討論尊卑問題。《禮記·樂記》：“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但是在朝廷中、在權力面前，人只是個存在，社會附加的身份才是個人真正價值所在，作者認為“朝廷正名，等列豈宜無別?”雖然他承認“敬將展于君前，禮且殊于門內。”對政治秩序的維護顯然比個體真實重要，他很嚴肅地遵守著代代相傳的規矩。除了嚴厲的法規是判案的必要依據，儒家思想的精髓始終是白居易判文中的精神論據。
再次，論證。論述性文章既要明白曉暢，又不能毫無文采，白氏的文章沒有古奧艱深的典故，沒有極為華麗的鋪排，以情理為核心，論述圍繞議題層層鋪開。
作者的論證特色，主要在兩個方面：敘述結構和情理思想。
1、敘述結構
作者論證運用的語言風格，與詩歌有很大不同。“科判”屬于公文，語言方面第一要義是文通意順、表達清晰，之后是加入文采和提升思想內涵。由于體制字數有限，在敘述結構上作者也匠心獨運，使文章白而不平，論述婉而不弱。
行文中，常常采取“以退為進”的論述模式。直接說理有時效果不是最好的，并且容易詞窮，使文章干澀。假設退一步，迂回說理，反而更有力度。如《得辛氏夫遇盜而死遂求殺盜者而為之妻或責其失貞行之節不伏》開頭沒有直接批評女子的錯誤，而是用一對疑問句“親以恩成，有仇寧舍?嫁則義絕，雖報奚為?”發人深省，讓人看到事情的兩面存在，“你們之間有著夫妻情義，但是怎么能為了報仇就舍棄呢?一旦嫁給別人，情意斷絕，就算是報了仇又是為了什么呢?”仿佛陷入一個悖論之中，報仇與再嫁之間有著難以調和的矛盾，道德判斷就無須廢言了。“茍失節于未亡，隨復仇而何有?”退一步做出假設，“夫仇不報，未足為非”，就算是沒有報仇也不是什么過錯，“婦道有虧，誠宜自恥”。但是婦道有虧，就是最大的錯誤了。他將“報仇”與“情意道德”各方面的情況都考慮到、假設到，將事情的另一種可能性展示出來，“假如你不報仇，那么將會是什么結果呢?”很明顯，如今殺了仇人，可是帶來了更大錯誤，倒不如不殺。既有說服力，又理清了復雜的關系，批評了婦人極端的做法。
在《得乙有同門生喪親將往吊之其父怒而撻之使遺縑而已或詰其故云交道之難》中“茍知生而不吊，雖贈死以何為?”“縱申遺帛之誠，豈補贈蒭之義?”完全一致的句式，用反問句委婉地表達出內心的看法，兩次假設“既然拋棄舊交不去吊唁，那么贈送絹布又有什么意義?”“饋贈絹帛倒是表達了誠意，但是能有長倩贈蒭慰藉勉人深意?”作者先退一步認可其行為，然后再進一步指出他錯在哪里，剖析了當事人行為不當之處，將看似一樣的表面撕破，比較出不同之處，也看清了事情的對錯。
2、情理思想
作者出身既非高門貴族，也非富豪大家，他深切地體會過貧苦對百姓的折磨，當普通人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時候，正義的天平一定是在維護他們的權益。白居易的愛國、愛民熱情充溢在字里行間。作者主張“以情緯文”，他把所有的情感、認識都認真傾注在文字之中，在選取案件的時候，也深刻反映了這一點。
比如對民生的關注，對官員的約束。《得洛水暴漲吹破中橋往來不通人訴其弊河南府云雨水猶漲未可修橋縱茍施功水來還破請待水定人又有辭》中，洪水壞橋，各方意見不一，作者掂量各方觀點，從利益最佳角度出發，認為該聽取官府的意見。有對婚姻家庭關系的看法，比如丈夫、妻子的言行，結婚、離婚的態度，大約有十六道判。如《得乙女將嫁于丁既納幣而乙悔丁訴之乙云未立婚書》是女方要悔婚的案件，據《唐律疏議》卷13《戶婚》“雖無許婚之書，但首聘財亦是”，因此作者做出了“請從玉潤之訴，無過桃夭之時”。只有合乎倫理道德的事情才是正確的，才會得到社會輿論的支持，才是作者所贊揚和認可的。總的來說，作者“家國一體”的觀念，對“三從四德”的理解，都是儒家思想之下的產物。
參考文獻
[1]杜佑.通典[M].北京:中華書局,1988.
[2]鄭樵.通志[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5.
[3]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5]付興林.論《百道判》的藝術成就[J].南都學壇,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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