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科舉制度

時間：2021-01-19 16:30:36 制度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很多場合都離不了制度，制度是指在特定社會范圍內統一的、調節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一系列習慣、道德、法律(包括憲法和各種具體法規)、戒律、規章(包括政府制定的條例)等的總和它由社會認可的非正式約束、國家規定的正式約束和實施機制三個部分構成。那么擬定制度真的很難嗎？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歡迎大家分享。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1

　　科舉制度是我國古代以考試為主要方式的一種選拔官員的基本制度，是我國古代國家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它淵源于漢朝，創始于隋朝，確立于唐朝，完備于宋朝，興盛于明、清兩朝，廢除于清朝末年，歷經隋、唐、宋、元、明、清。科舉制度從隋朝大業元年（605年）的進士科算起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廢除，整整綿延存在了1300周年。

　　科舉制度從它誕生之初，就預示著它的必然衰亡。

　　封建統治者采用科舉制度，目的是為了籠絡知識分子，維護自己的統治。狹隘的階級利益，使這一制度從一開始就有消極因素。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進士在榜前列隊走過時，就非常高興地對侍臣說：“天下英雄在吾彀矣！”（入彀就是入圈套）可見科舉制度是封建統治者使英雄就范的手段。隨著封建社會的沒落，科舉制度本身的弊病日益顯露。特別是到了明清兩朝，科舉考試的內容嚴格限制在四書五經中，考試問文體必須用八股文，考八股文時，必須以四書五經來命題。這就從形式和內容上都禁錮了知識分子的思想，將他們的思想限制在程朱理學之內。他們只能“代圣賢之言”，依照題意，揣摩古人語氣去宣揚封建的倫理道德，阻礙了思維的獨創性，更不能聯系實際。而到了近代，隨著國外先進思想的不斷傳入，西方的各種政治制度先后被介紹到中國，社會出現了新思潮，這種死板的選拔官吏的科舉制度壽終正寢也就成了歷史的必然結果。

　　科舉制度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逐漸喪失，是其衰亡的又一個重要因素。

　　隋朝以前，中國古代的選官制度主要包括：春秋戰國時期的“世襲制”，兩漢時期的“察舉制”、“征辟制”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九品中正制”。上述無論哪一種選官制度，大多以門第為主要依據，一般人根本沒有做官的希望。而科舉制從其誕生之初，就一改以前選官重門第的做法，它將選拔官員和學校教育、考試制度相結合，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選拔官員中的長官主觀意志，為一般士人和平民提供了走上仕途的機會，確實使一些出身貧寒，但有真才實學的士人得到任用，因而科舉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特別是，它得到了普通讀書人的歡迎，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展示自我的舞臺和走進上流階層的橋梁。

　　到了近代，外敵的入侵、領土的割讓、賠款的支付，中國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紛紛從中自省，認識到，四書五經固然重要，但是，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和近代技術，使國家早日強大，則更加重要。加之，西方民主思想的廣泛傳入，許多接受民主思想的學生們，感受到民族危難的刺激，逐漸走上朝廷的對立面，這樣，科舉制度所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就進一步地受到削弱，并最終喪失。社會基礎的喪失之時，就成了科舉制度的衰亡之時。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2

　　科舉制度在中國實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對隋唐以后中國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科舉原來目的是為政府從民間提拔人才，打破貴族世襲的現象，以整頓吏制。相對于世襲、舉薦等選材制度，科舉考試無疑是一種公平、公開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

　　從宋代開始，科舉便做到了不論出身、貧富皆可參加。這樣不但大為擴寬了政府選拔人才的基礎，還讓處于社會中下階層的知識份子，有機會透過科考向社會上層流動。這種政策對維持整體社會的穩定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明清兩朝的進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沒有讀書、或有讀書但未作官的“寒門”出身。但只要他們能“一登龍門”，便自然能“身價十倍”。歷年來千萬莘莘學子，俯首甘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過希望能一舉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說，科舉是一種攏絡、控制讀書人的有效方法，以鞏固其統治。科舉為中國歷朝發掘、培養了大量人才。一千三百年間科舉產生的進士接近十萬，舉人、秀才數以百萬。

　　當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識之士，但能過五關斬六將，通過科考成進士者，多數都非等閑之輩。宋、明兩代以及清朝漢人的名臣能相、國家棟梁之中，進士出身的占了絕大多數。明朝英宗之后的慣例更是“非進士不進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科舉成為高級官員必經之路。利瑪竇在明代中葉時到中國，所見負責管治全國的士大夫階層，便是由科舉制度所產生。科舉對于知識的普及和民間的讀書風氣，亦起了相當的推動作用。雖然這種推動是出于一般人對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對知識或靈性的渴望;但客觀上由于科舉入仕成為了風尚，中國的文風普遍得到了提高。

　　明清兩朝時，中國的讀書人以秀才計，大部份時間都不下五十萬人;把童生算在內則以百萬計。當中除少數人能在仕途上更進一步外，多數人都成為在各地生活的基層知識份子，這樣對知識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這些讀書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產物，學習的亦是相同“圣賢書”，故此亦間接維持了中國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統一和向心力。科舉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主要在其考核的內容與考試形式。

　　由明代開始，科舉的考試內容陷入僵化，變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實際學識。大部分讀書人為應科考，思想漸被狹隘的四書五經、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縛;無論是眼界、創造能力、獨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過科考為讀書唯一目的，讀書變成只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舉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無論在文學創作、或各式技術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卻多數都失意于科場。

　　可以推想，科舉制度為政府發掘人材的同時，亦埋沒了民間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來，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場，虛耗光陰。清政府為了奴化漢人，更是嚴格束縛科舉考試內容。清代科舉制日趨沒落，弊端也越來越多。清代統治者對科場舞弊的處分雖然特別嚴厲，但由于科舉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舉制終于消亡

　　有清一代，不斷有人對當時實行的科舉制度提出批評，至清末維新變法，人們對于它的抨擊更是尖銳。從今天的觀點看，清代科舉制度可以說存在以下弊病:

　　其一，考試內容陳舊，引導知識分子窮畢生精力從事無用之學。清代科舉考試內容以《四書》為主，即使在當時也存在空疏無用的弊端。清末維新派曾批評說，有人甚至中了進士都不知道漢武帝、范仲淹是誰。在這種考試制度下，士子往往以畢生精力讀經，而對各種有裨實用的知識無心關注，無暇學習。顧炎武曾說明代士子平日只讀八股文稿，其他書籍一概不讀，“有一好學者欲通旁經而涉古書，則父師交相譙呵”，認為沒有出息。許多士子皓首窮經，最終老死科場。到了列強環伺，近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日新月異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科舉制度下的學習內容就更加顯得陳舊，更加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

　　其二，士人受到嚴酷的精神摧殘，人格破損萎縮。在清代科舉制度下，讀書、參試、做官是士人謀求社會地位、經濟收入的惟一途徑，因此，在各級考試中中式幾乎成為他們的第二生命。為此，科舉士人往往數十年寒窗，皓首窮經，付出畢生的心血精力以求取功名，但最終金榜題名者少，名落孫山者多，許多人老死科場。乾隆四十九年會試，在參試的舉人中有年屆90歲者一人，80歲以上者20人，70歲以上者5人，結果沒有一人中式。在年復一年的各級考試中，士子須忍受各種凌辱、辛苦和精神折磨。參考士子入場須經過搜身，考場中要忍饑受凍;出場后提心吊膽，坐臥不安;及到榜發，中式者甚至如《儒林外史》中的范進，欣喜而至于癡迷癲狂，名落孫山者則沮喪頹廢，失魂落魄，痛不欲生。

　　其三，使得士人成為一個寄生階層、特權階層和封建政權的附屬物。近代維新派思想家嚴復曾批評科舉制度“滋游手”。他說，由于 “士”不能直接創造物質財富，所以選士“必務精而最忌廣，廣則無所事事而為游手之民”。然而在科舉制度下，卻養了一大群科舉士人，致使朝廷無法安置，他們自己也“無以自存”，必然導致國家“為亂為貧為弱”。嚴復還說明，在西方國家讀書識字是國民所必具的基本素質，而且“四民并重，從未嘗以士為獨尊”。然而在中國，“以文字一門專屬之士”，使得士成為凌駕于農工商之上的特權階層。事實也正是如此，科舉士人在清代免納差徭，有特殊的司法地位。他們見官不下拜，舉人、進士甚至可以拿自己的名片到官府要求拘押他人。生員穿戴象征自己身份的衣冠，榮耀鄉里，包攬詞訟，欺壓良善的事情時有發生。封建統治者有意識地用科舉功名籠絡士人，鉗制其思想，用一條無形的繩索將他們同封建王朝的命運連在一起，使得他們只能在為皇帝賣命的'過程中謀求個人的榮華富貴或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而不致成為封建王朝政治上的異己力量。

　　科舉制度建立之初，唐太宗李世民看到進士們從考場綴行而出時，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清代國家選官進士、舉貢、吏員三途并用，此外還有軍功、捐納等途徑，但惟有進士、舉貢為正途，科舉制度對于士人的籠絡束縛作用也就更加嚴重。在清代近 270年的歷史上，舉人、進士反叛朝廷者幾乎沒有。成為統治者附庸的科舉士人，很難正常履行知識分子批評政治、維護社會公正的職能。通過科舉考試，士人還結成盤根錯節的宗法性關系網。清代鄉會試的中式者，對主考、房官稱座師、房師，自稱門生;后對本科的監臨復試、朝考、殿試的閱卷官員，也無不認為師生。童生縣試府試的案首對于府縣官，入學生員、歲考取列優等因而補廩補增的生員以及拔貢優貢，對于本省學政也無不認為師生。此外，鄉會試同科錄取的士人互稱同年;對于同年的父親、祖父，稱年伯、年太伯，自稱年侄、年再侄。通過這種關系網，士人互相攀援，結黨營私，黨同伐異，是導致當時政治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過，我們今天回首來看科舉制度，也可以發現它的某些積極意義。

　　首先，它為社會樹立了尊重文化知識的價值取向。在科舉制度下，“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其輕視體力勞動和社會實踐的傾向固然不可取，但它反對“讀書無用”的痞子哲學，引導人們學習書本知識，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在科舉制度下，稍具經濟能力的農工商子弟都可以通過參加考試進入官場，“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低層社會人士因此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而進入中上層社會。這種社會縱向流動渠道的暢通是吸收民間人才參與國家管理和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條件，清代科舉制度在這方面的經驗可供借鑒。

　　第三，作為官員資格的考試制度，科舉制度是現代公務員制度的前身，近代西方的文官考試制度正是在吸收借鑒明清科舉制度的基礎上建立的。今天，我們要建立法制化的公務員制度，清代科舉制度所體現的平等精神和某些具體做法，仍有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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