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將你的孩子養出心理疾病呢
如何將你的孩子養出心理疾病呢?一起來了解吧。
如果說我大學里確實學到了什么，那就是詩人菲利普·拉金言之有理：
“他們害了你，你爸和你媽。
雖然不是故意的，但他們的確害了你。”
當時，我生下兒子不久，便重返學校修讀臨床心理學。腦中想著孩子，手頭卻還要準備期末論文，在這種情況下，我很容易留意到那些論述父母如何害了孩子的研究。
當然，每個人都知道，麻辣老媽和出任學校家長教師聯合會主席、每天孩子回家都奉上牛奶與親手烘焙餅干的媽媽，會培養出完全不同的孩子。
但我們多數人落在這兩個極端之間，而在這個區間，很多事情一不小心就會做錯。
作為一名媽媽，我很想做對。
但是什么才是“對”呢?帶著這個問題，我走進書店，立馬眼花繚亂：
布萊澤頓、斯波克，還是希爾斯?
幼兒中心派、家長中心派，還是合作派?……
我到底該追隨哪種理論?
好消息是，至少在英國著名兒科醫生、兒童精神學家唐納德·威尼康特看來，要養育出身心健康的孩子，你不必非得是完美媽咪。
用他的話說，只須當一個“過得去的媽媽”就好了。
不過，過去所有研究——從約翰·鮑爾比的“依戀理論”，到哈里·哈爾洛的猴子實驗——都表明：如果不能精確解讀你的孩子，誤解了他們的信號，或者給予他們的愛太少，幾十年后，他們就很可能會走進心理治療診所(如果有足夠的鈔票支付這筆帳單)，坐在沙發上，靠著一盒紙巾，聲淚俱下地回憶著媽媽對他做了什么，爸爸又沒做到什么——每周50分鐘，有時長達數年。
而作為心理治療醫生，我們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當一回病人的父母，提供一種“矯正性情感經驗”，讓他們無意中將早期的被傷害感覺移情到我們身上，然后給出不同的回應——與他們童年期所得到的相比，更加體貼、更具共情的回應。
至少理論上是這樣。然后我開始接待病人。
特殊的病人
我頭幾個病人幾乎是教科書上的范本。當他們訴說不幸童年時，我毫不費力地就能將他們的傷心與成長經歷聯系起來。
但是很快，我遇到了一個例外，這個姑娘20多歲，聰慧美貌，姑且稱她為麗齊。
麗齊有堅實的友情、親密的家庭，和極度空虛的感覺。她告訴我，之所來咨詢，是因為她“就是不快活”。
她還說，令人沮喪的是，她找不出來自己到底是對什么不滿。她說她有一對“棒極了”的父母，兩個出色的手足，支持她的朋友，極佳的教育，很酷的工作，健康的身體，漂亮的房子。
她的家族史上沒有抑郁癥或焦慮癥病人。
那為什么她老是失眠呢?為什么她總是猶疑不定、怕犯錯誤、無法堅持自己的選擇呢?為什么她認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評價的那樣“驚人”、覺得“心中總有一個空洞”呢?為什么她描述自己感覺“飄忽不定”呢?
我被難住了。
這個案例里沒有漠不關心的父親、求全責備的母親和其他放任自流、愛貶低人、雜亂無章的照料者，問題出在哪里?
當我試圖弄明白時，令人驚奇的事情發生了：類似的病人越來越多。
我的沙發上坐滿了二三十歲的成年人，自述患上憂郁和焦慮，很難選擇或專注于某個令人滿足的職業走向，不能維持良好的“親密”關系，有種空虛感或缺乏目標感——但他們的爹媽無可指摘。
恰恰相反，這些病人都說到他們是多么“崇拜”父母，說父母是自己在這世上“最貼心的朋友”，從來都是有求必應，甚至出錢讓他們來接受心理治療(當然也在替他們付房租和汽車保險)，這讓他們既愧疚又困惑。
畢竟，他們最大的抱怨就是無可抱怨!
起初我很懷疑這些人的陳述。
童年一般都不完美，那么，如果他們的童年很完美，為何會如此迷茫、不自信?這跟我學過的知識背道而馳。
但相處一段時間后，我開始相信他們并無粉飾或曲解。
他們真的擁有關愛備至的父母——
給他們“發現自己”的自由，
鼓勵他們想做什么都行，
接送他們上學放學，
陪他們做作業，
當他們在學校受欺凌或孤立時出手相助，
在他們為數學發愁時及時請家教，
看到他們對吉他表現出一絲興趣就掏錢讓他們上音樂課(喪失興趣時又允許他們放棄)，
當他們違規時跟他們談心，而不是簡單粗暴地懲罰(運用“邏輯后果”來替代懲罰)。
一句話，這些父母很“體貼”，投入地引導我的病人們順利通過童年的種種考驗和磨難。
作為一個力不從心的媽媽，我常會在聽病人陳述時，暗自奇怪這些偉大的父母是怎么做到這一切的。
直到有一天，另一個問題浮現在我腦海：這些父母是否做得太多了?
是啊，我，還有無數同樣的人，都在努力地做好父母，就是為了今后我們的孩子不至于淪落到心理醫生的沙發上，而我正在目睹這種養育手段的血肉后果。
為了給孩子提供正確的養育，我們拼盡全力、精疲力竭，而他們長大之后卻坐在我們的辦公室里，訴說他們感覺空虛、迷惑、焦慮。
我讀博士時，學院里的臨床焦點在于缺乏父母體貼如何影響孩子，誰都沒有想到問一問，如果父母過度體貼的話，這些孩子又如何呢?
過度保護剝奪幸福感
在美國，育兒一直是個爭議話題，因為風險太大，而各派學說難有定論。
在不同門派之間，一直劍拔弩張：親密育兒派 VS 嚴格教導派，兒童中心派 VS 家長中心派，社會風向“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不過，即便在推崇“別過多擁抱你的孩子”的20年代(行為主義心理學家約翰～華生在其著名育兒指南里寫道“當你身不由己地想愛撫孩子時，記住母愛是一件危險的工具。”)，所有育兒法的根本目的是一樣的：
將孩子培養為有生產能力的、幸福的成年人。
我的父母希望我幸福，我祖父母也希望我父母幸福。
不過，近年來出現的變化則是：人們對幸福的看法和定義不同了。
如今，光是幸福還不夠，你得更幸福。
美國夢以及對幸福的追求已經從“尋求大致滿足”變異為“你必須任何時候、各個方面都幸福”。
“我幸福，”格雷琴·魯賓在暢銷書《幸福工程》中寫道：“但我還應該更幸福。”這種追尋已經風靡全美，變成一場舉國運動。
那她到底應該幸福到什么程度?魯賓也不確定。
聽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況完全一樣：擁有絕佳的父母，“高大、黝黑、英俊”(并富有)的丈夫，兩個健康可愛的孩子，一大幫朋友，在上東區買了豪宅，耶魯大學法學學位和成功的自由撰稿事業……
盡管如此，魯賓仍不滿意，“似乎缺了點什么”。
為了消解“憂郁、不安、低落和四散的內疚”，她開始了一段“幸福旅程”：列出行動清單，每周一買3本新雜志，不斷收拾衣櫥。
在付出整整一年努力之后，魯賓承認她仍在掙扎。她寫道：“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讓自己更不幸福了。”接著她揭示了所謂“成年的奧秘”之一：“幸福并不總讓你感到幸福。”
現代社會學研究支持了她的說法。
“幸福作為生活的副產品，是很棒的一個東西，”斯沃斯莫爾學院社會學教授巴里·施瓦茲說，“但把幸福作為目標來追求，只會導致災難。”
而現代很多父母正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著這個目標，卻適得其反。
我和同事由此開始懷疑：會不會是父母在孩子小時過于保護他們，避免讓他們不幸福，才剝奪了他們成年后的幸福感呢?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精神病醫生保羅·波恩說，答案可能是肯定的。
在臨床實踐中，波恩發現很多父母會盡一切可能避免孩子體驗到哪怕一丁點的不適、焦慮或者失望。當孩子長大，面對正常的挫折，就以為事情嚴重出錯了。
他說：當學步兒在公園里被石頭絆到，剛剛倒地，還沒來得及哭呢，一些父母就會飛撲過來，抱起孩子，開始安慰。這事實上剝奪了孩子的安全感——不僅在游樂場，而且在生活中。
如果你不讓孩子體驗那剎那間的困惑，給她一點時間，讓她明白發生了什么(“噢，我跌倒了”)，讓她先把握跌倒的挫折感，并且試圖自己爬起來，她就不會知道難受是什么感覺，以后在生活中遇到麻煩時也不知道該如何應對。
這些孩子上大學時，會因為最小的麻煩發短信給父母求救，而不會自己找辦法解決問題。
假如，當孩子被石頭絆倒，父母允許她自己恢復一秒鐘，再去安撫她的`話，孩子就學習到：“剛才有一秒鐘挺嚇人的，但我現在沒事兒了。如果有不快的事情發生，我能自己擺平。”
波恩說，多數情況下，孩子會自己應付得很好，但很多父母永遠弄不懂這一點，因為他們忙于在孩子不需要保護時過早伸出援手。
這讓我回憶起自己當兒子在沙坑里摔倒時一個箭步沖上前。
回憶起兒子四歲時，我一個朋友死于癌癥，我當時第一想法是：不能告訴他。畢竟他都不知道她病了(有次他注意到她戴著頂頭巾，問我她是不是正統派猶太教徒，我膽怯地說“不是，她就是喜歡頭巾”。)
我知道他可能會注意到我們不再去探望她了，但我讀過的所有育兒書都說，得知親友的死訊對于孩子來說太可怕了，所以，在不說謊的情況下(我們這些明理的、體貼的家長可不能對孩子撒謊啊)，我只好給這個不幸的消息裹上一層保護衣，同時知道這層保護衣擋不住兒子那折磨人的“為什么”。
最終，我把真相告訴了兒子。他問了很多問題，但并未因為震驚而昏倒。
總之，用波恩的話說，我對兒子的信任讓他更加信任我，并最終更有安全感。
通過告知他這件事，我傳達了一個信息：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傷和焦慮，而我會在一旁幫助他度過難關。
如果不告訴他，則傳達了另外一種信息：我覺得他處理不了難受。而這正是很多成人每天以隱含的方式向孩子傳達的信息。
哈佛大學講師、兒童心理學家丹·肯德隆表示，如果孩子不曾體驗痛苦的感覺，就無法發展“心理上的免疫力”。
“這就像身體免疫系統發育的過程，”他解釋說，“你得讓孩子接觸病原體，不然身體不知如何應對進攻。孩子也需要接觸挫折、失敗和掙扎。
我認識這樣的父母：一旦孩子沒有入選棒球隊或者在全校演出里獲得角色，他們就給學校打電話抱怨。
還有一個孩子，說他不喜歡跟他一起乘車上學的另外一個孩子，而父母沒有讓孩子學會如何容忍他人，卻干脆親自開車送孩子上學。
這些孩子直到青春期都沒有體驗過任何困苦。所謂文明，就是學會適應不夠完美的情況，但父母常常遇到不快即刻出手，為孩子鋪平道路。”
洛杉磯臨床心理師溫迪·莫格爾，10年前出版了《放下孩子》一書后，成為美國多所學校的顧問。
她告訴我，過去幾年間，大學招生部主任們匯報，現在“茶杯”式新生越來越多———他們是如此脆弱，稍稍碰壁，就有可能碎掉。“
父母出于好意，在其整個童年期替他們消化掉了所有的憂慮，”莫格爾評論說，“結果他們長大后不知如何面對挫折。”
無私與自私
這也許就是麗齊那樣的病人最終會出現在心理醫生面前的原因。
“即便擁有世界上最優秀的父母，你還是會經歷不那么開心的時光，”洛杉磯家庭心理師杰夫·布盧姆說，“一個孩子應該體驗正常的焦慮，才會有適應性。如果我們希望孩子長大后更加獨立，就應該每天為他們將來的離開做好準備。”
一個莫大的“如果”。
布盧姆相信，我們很多人根本舍不得孩子離開，因為我們依賴他們來填補自己生活中的感情空洞。
不錯，我們在孩子身上付出了無數時間、精力和財富，但那是為了誰?
“我們把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混淆了，并認為這是最佳育兒之道，”布盧姆說著嘆了一口氣。
我問他為什么嘆氣，他解釋道，“目睹這種現象令人傷感。我曾無數次告訴家長，他們因為自身的心理問題而在孩子的感受上投入過多關注。如果一個心理醫生告訴你——你需要在孩子身上少花精力的話，你應該知道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去年十月，在為《紐約時報雜志》撰寫的一篇文章中，路易斯安那州一名媽媽瑞內·巴徹描述了送女兒去美國東北部上大學后她的空虛感。
巴徹本來想從其他身為人母的朋友那里得到一些安慰，沒想到人家正忙著給孩子的大學宿舍買冰箱，或者沖回家幫助中學生孩子關電腦。
于是巴徹也不時去女兒宿舍，找各種借口挑剔女兒的寓友，以幫忙搬家為由待上很久，開始她辯解說是為了女兒好，但最終承認：“人家所說的‘直升機父母’就是我這種人。”
巴徹這樣的媽媽并不罕見。
莫格爾說，每年開學時，父母們賴在校園里不走，大學管理者不得不動用各種招數“驅趕”新生父母。
芝加哥大學在開學典禮結尾時加了一曲風笛演奏——第一曲帶領新生到下一個活動場合，第二曲意在把家長從孩子身邊趕開。
佛蒙特大學聘用了“家長驅逐員”，專門負責把緊跟不放的家長擋在門外。
很多學校還指定了非正式的“家長接待院長”，專門對付難纏的成年人。
近幾年有很多文章探討為什么那么多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拒絕長大，但問題往往不在于孩子拒絕分離和個體化，而在于父母阻撓他們這樣做。
“被愛和被時時監控之間是有區別的，”丹·肯德隆說。他承認甚至連他自己都在糾結當中。“我馬上就變成空巢家長了，”他說。“有時我都想把孩子的大學申請表給燒了，這樣我就有人陪伴了。
我們的社區比以前小了——我們成年后幾乎與世隔絕，更多的人離婚——我們真心想與孩子相處更多時光。我們渴望甚至有賴于他們把我們當成知己，而不是僅僅要他們感念我們。
我們每天和孩子互發多條短信，如果錯過了短信就會悵然若失。所以當孩子為小事求我們幫忙時，我們不但不生氣，反而鼓勵他們這樣做。”
繁忙的工作加劇了這種現象。
“如果你每天只能跟孩子相處20分鐘的話，”肯德隆問，“你是想因為他沒收拾好房間而跟他拌嘴、讓他生氣呢，還是一起玩兒個游戲?
我們不再給孩子立規矩了，因為我們想讓我們的孩子時刻喜歡我們，盡管有時侯讓他們受不了我們其實對他們來說更健康。”
肯德隆還觀察到，由于我們比祖輩生的孩子更少，每個孩子都變得更加珍貴。與此同時，我們從孩子身上索求的也更多——更多陪伴，更多成就，更多幸福，在此過程中，無私(讓孩子幸福)與自私(讓我們自己高興)界限越來越模糊。
“我們希望孩子過著我們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做一個幸福的銀行家，幸福的外科醫生，”巴里·施瓦茲說，盡管那些職業“不一定讓人幸福”。
至少對于一部分父母來說，如果孩子在沃爾瑪當收銀員，他們不會那么高興，哪怕孩子臉上每天都掛著笑容。
“他們高興，但我們不高興。”施瓦茲說，“盡管我們說對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他們幸福，我們會竭盡所能幫他們獲得幸福，但父母的幸福該終于何處，孩子的幸福該始于何處，我們并不清楚。”
施瓦茲的話令我回憶起和一名夏令營營長的對話。
她當時在對我介紹我兒子那個年齡組的活動，當說到籃球、T-ball、足球等時，她飛快地說，“當然都是非競賽性的，我們不鼓勵競賽。”
我忍不住笑起來，競賽原來是洪水猛獸啊，孩子們避之惟恐不及。從心理分析的角度看，這是不是家長們化解自己競爭天性的手段呢?
我們采納的其實是“魚和熊掌兼得”的態度：既渴望孩子取得高成就，同時又不要他們付出取得那種成就所必須的犧牲和掙扎。
溫迪·莫格爾說，在她接觸的家長中，有不少人為了孩子能在家庭作業上多花時間，連最基本簡單的家務事都不讓孩子做。
這些家長到底是太放縱了(不用做家務)，還是太狠心了(教導孩子好成績比做一名負責任的家庭成員更重要)?
莫格爾和肯德隆同意，無論表面形式如何——偏執于快樂還是偏執于成就——家長的過分投入都是在制造自戀的一代，這對我們的孩子來說是傷害。
選擇與安全感
諷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自信與一個人將來會否開心關系不大，特別是當自信心來自不停的寬容和表揚，而不是來自真正的成就時。
瓊·圖文齊說，研究表明，能預示一個人將來是否充實和成功的是堅定性、適應性和接受現實檢驗的能力，具備了這些品性，人們才能順利過日子。
但是現在，很多孩子沒有機會學習這些品性。
幼兒園老師簡對此深有感受，她舉例說，一位母親送孩子來上學，她忙著簽到時，孩子跑到一邊玩，跟另一個孩子發生了沖突。她的孩子先拿到了卡車，但另一個孩子把它搶走了。
兩人爭吵了一會兒，那個孩子拿了一輛舊卡車扔給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看到取勝無望，也就接受了這種安排。
但媽媽不干了，跑過去講道理，說“這不公平”，要求那個孩子把卡車還回來。
“你看，孩子本來沒事了，她的孩子很有適應性，但她破壞了這一切。我們的確教孩子不要搶玩具，但這種事時有發生，孩子需要學會自己解決問題。”
另外一位從教17年的幼兒園老師則說，這些年來，父母越來越多地干涉到孩子的成長之路。“入學之后，孩子會意識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這對他們來說是有好處的。
“因為在某些時候，別人的感受的確比他們的更重要。”這位老師還說，還有很多父母，自以為設定了限制，事實上卻沒有。
當孩子纏著要買冰淇淋，家長先是拒絕，幾經談判后卻讓了步。“每年都有家長找到我，問‘為什么孩子不聽我的話?為什么她不能接受拒絕?’我會說，‘孩子之所以不能接受拒絕，是因為你們從來不拒絕。’”
巴里·施瓦茲認為，那些充滿愛意的父母每天給孩子很多選擇，結果卻出乎意料。“我們這個時代的理念是：有選擇是好的，選擇越多越好，”他說，“但這不是事實。”
當選擇更少時，孩子更有安全感，更不焦慮。較少的選擇幫助他們專注于某事，這正是日后生活所需要的。
研究顯示，專注于某項工作給人更大滿足感，那些總是面對很多選擇的人常常落在后面，”施瓦茲告訴我，“我的意思不是說別讓孩子嘗試各種興趣或者活動，而是應該理性地給予他們選擇。
很多父母告訴孩子，‘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可以隨時退出，如果不是百分之百感興趣，可以去嘗試其他。’那么，當他們長大后以同樣的方式生活，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他在斯莫沃斯大學畢業班的學生身上看到了同樣的現象。“他們不能忍受這樣的想法：選擇一種興趣或者機會就要放棄其他，所以他們花費多年，希望能找到完美答案。他們沒弄明白，他們應該尋找‘過得去’的答案，而不是完美答案。”
而當我們給孩子提供無數選擇的同時，就向他們傳達了這樣的信息：他們有資格過完美生活。恰如哈佛心理學家丹·肯德隆所言：“當他們感覺不爽，就會有另外一種選擇擺在面前。”
莫吉爾說得更坦率：父母用豐富的選擇造就了焦慮而又有優越感的孩子，她稱之為“殘廢的皇族”。
作為一名母親，我對此再熟悉不過。
我從來不對兒子說：“這是你的烤奶酪三明治，”而是說：“你想吃烤奶酪還是魚條?”周六我會說，“你想去公園還是去沙灘?”
和許多父母一樣，我一直以為給孩子多種選擇可以培養他們的力量感，讓他們覺得自己更有控制力。但施瓦茲的研究表明，太多選擇可能會使人更加沮喪，更加失去控制。
這是可以理解的。我還記得自己那天走進書店，看見那么多育兒書籍時，所感受到的壓迫感和焦慮感。如果選擇不是那么多，事情將變得更加簡單———特別是在根本沒有完美育兒法的情況下。
父母的焦慮之下潛藏著一種信仰，那就是：如果我們做對了，孩子不僅會成長為快樂的大人，而且會成為讓我們快樂的成年人。這是一種誤會，養育雖然重要，卻不能勝過天性，而且不同的養育方式適用于不同的孩子。
我們可以讓孩子接觸藝術，但不能教給他們創意;我們可以保護他們免受下流同窗、糟糕成績等各種因素的傷害，但在人生中他們總會遇到不快。
事實上，在不遺余力為他們提供完美童年的時候，我們讓孩子的成長變得更加艱難。
就像溫迪·莫吉爾說的：“孩子不是我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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