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的崔永元：曾站在陽臺上，被父親抱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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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晚，演員喬任梁在家中突然意外死亡，震驚娛樂圈內外，至今真相未明。更多觀點指向，喬任梁因患有抑郁癥自殺。
一時間，“抑郁癥”被推向光處，當天，被公眾熟知的抑郁癥患者崔永元連發四條微博，科普抑郁癥，感慨“抑郁癥病癥的常識公眾知道太少，合格的醫生嚴重不足。”
根據《柳葉刀》調查數據推算，中國大陸抑郁癥患者高達9000萬，而與之相對的是，醫療資源的嚴重緊缺。
從求醫治病、親試五十多種治療藥物，到病情穩定后成為廣大病友的秘密樹洞，崔永元和抑郁癥已經斗了十四年之久，如今更是戰斗升級創業心理醫療平臺。
半年前，崔永元開始嘗試改變生活方式，他不知道自己能斗贏多少次這個叫做“抑郁”的終身疾病。
著名病人崔永元
下午四點，通常是崔永元開始工作的時間，穿著黑色燈芯絨西裝、綠花襯衫，搭配牛仔褲的崔永元出現在會議室，準備操心一些民樂團的事兒、安全食品的事兒和抑郁癥的事兒。一直到凌晨四五點鐘、甚至太陽升起，他才能伴著閱讀或者看電影再次入眠。這是“病人”崔永元的日常，通常行程很滿、壓力很大，他需要終身服用抗抑郁癥藥物，嚴重睡眠障礙依賴安眠藥，每年一到換季會有一到兩周時間發病，躺在床上什么也做不了，聽什么聲音都很刺耳，茶飯不思只能勉強喝下一點水。
發病的時候跳樓就和打開瓶蓋喝水一樣，就是一個簡單的動作，沒有任何特殊的意義。因為他也曾站在自家陽臺上向下看，感到輕松快樂，那一次，他被父親從后面抱住沒有丟掉性命。
崔永元形容抑郁癥：就像一個人走路，掉進了一個坑，不深，爬上來了腳扭了，過兩天好了。以為雨過天晴，突然發現掉進一個兩米的坑，疼得要死，這時候有個人在上面拉了一把，爬上去了又沒事兒了。“咣”一聲，掉進去一個二十米的，有的人就會想死了算了，沒人知道抑郁癥患者會跌倒在哪一個坑里爬不起來了。“我就老想往上爬”，崔永元覺得自己現在就算一百米的坑，只會想要換個新的姿勢往上爬，“我已經算是基本治愈了” 。
而十四年前，第一次發病的情形，卻不是那么輕松的。2001年《實話實說》欄目遭遇收視滑鐵盧，崔永元鉆了牛角尖。
回憶里，崔永元有三天三夜睡不著覺，不吃飯也喝水，他形容自己當時所有的感覺都消失了，像木頭一樣躺在床上。
和崔永元共事了十幾年的曹東回憶，崔永元出院時去看他，他的眼神還是渙散的，旁邊有人一說話，崔永元就會嚇得一抖擻，跟往日斗士一般的小崔判若兩人。
“那個時候才知道，這個病有這么可怕。”曹東感嘆。其實在發病前，崔永元也根本不了解抑郁癥為何物，甚至在一期節目里采訪心理醫生也從沒想過，有一天自己會成為病人。2000年前后，心理疾病普及度非常低，崔永元發病期間，她的妻子一度認為崔永元只是工作不順利又較真了。過了很長時間，妻子在網上看到越來越多名人公開自己得了抑郁癥，才相信了抑郁真的是一種病。
2005年，崔永元在《藝術生人》里首度公開自己得了抑郁癥，“那以后抑郁癥不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事兒”，從此，小崔成了國內最著名的抑郁癥患者。
小崔工作室采訪衛生部長陳竺時，陳竺說：小崔在電視上承認自己有抑郁癥，至少給衛生部省了30億的科普經費。開導抑郁癥患者只需要說，小崔都得了，他也看醫生。
秘密樹洞
很快，著名患者成了廣大“潛水患者”們的秘密樹洞。
崔永元忽然發現身邊冒出很多抑郁癥患者，他們中大部分人沒有公開自己患病的事實，偷偷來請他介紹心理醫生。
崔永元的微博也被抑郁癥攻陷了，私信里90%都是來求助的，崔永元一度把大把時間花費于此，一個一個地幫，一共救下過四個試圖輕生的抑郁癥患者。終于發現自己勢單力薄，能做的太少。
眼前的“病人”半倚在沙發上，頗為自豪地講述著救病友的事跡：那一次，微博上忽然很多人@崔永元，他一看發現有一位抑郁癥患者失聯很久了，患者的親友@崔永元求找人。
崔永元請在新浪工作的朋友在后臺查看，發現那個人失聯后還上過網，就開始在留言區跟他說話，“用的都是心理醫生平時給我治療時的方法”，一直說到轉天上午11點，那邊回復了，人救了下來。
但抑郁癥不是救下來就結束了，不定哪天還會突然想自殺，崔永元后續也想了一些辦法，聊天中他發現這位病友是做野外裝備的，他覺得生活平淡。
崔永元就給他將了一軍，他說：你賣的東西不一定都準確，如果登香山的人買了你這里登珠峰的裝備就是財產的損失，反之登珠峰的人買了你登香山的裝備會有生命危險。你應該熟悉全世界前100座高山的氣候條件等等，這樣有人來買裝備的時候就能給出很好的建議。
這為病友真的照做了，把100座山全都背下來了，人精神好了，店里的生意也好。
突然有一天，他又跑來說，“小崔你忽悠我，我還是不想活了”。崔永元寬慰：這是你人生第十九座高山。
電腦那一端立即回復：第十九高峰是迪斯特吉峰，7884米，位于喀喇昆侖山脈……一通說之后，就忘了不想活的事兒。
“抑郁癥跟感冒發燒沒什么區別，能治”，崔永元用的心理治療的方式是情感轉移，愛鉆牛角尖的人讓他去鉆羊角尖、鹿腳尖，“一萬個腳尖可鉆，哪有功夫去輕生，我的心理醫生就是這么給我治病的”。
但崔永元的心理醫生趙旭東卻屢次告誡他不要再救人了，因為救人很可能加重他的病情。趙旭東坦言，所謂的心理治療就是把你心里的垃圾倒出來，倒哪呢?倒心理醫生這。心理醫生有辦法把垃圾倒出去，但是崔永元不會。
現實生活中，有八個年輕姑娘來找過崔永元尋求幫助，崔永元和他們面對面見過面，說過話，記得她們的樣子。如今，已經有六個離開人世，這遠遠超出了崔永元的心理承受范圍。
被污名化的“抑郁癥”
幾乎所有的心理醫生都想給崔永元治病，而他基本上也嘗試過了所有的藥，有治療失眠的、也有治療抑郁癥的，崔永元數過超過50種，“哪種安眠藥有用，哪種起效快，我全都知道”。
隨著治病，崔永元接觸了一批心理醫生。他深感心理醫生數量少，合格的是鳳毛麟角。崔永元也遇到過差的醫生，談了兩分鐘他就聽不下去起身走了。
根據《柳葉刀》調查數據推算，中國的抑郁癥患者已經高達9000萬，抑郁癥患者的自殺率是19%，也就是說，每5個抑郁癥患者中有一個可能會將自殺付諸行動。
這讓崔永元感到巨大的危機：病患群體巨大，心理醫療資源極度緊缺。
名人公開病情、甚至離世的新聞總能把抑郁癥推向輿論熱點，但現實生活中，抑郁癥卻陷入了高低兩頭極端的污名化。
在崔永元看來，一頭是在高高的圈子里，抑郁癥是時髦，甚至官員抑郁癥成了畏罪自殺的幌子，小崔的朋友圈里有人調侃過，現在不是抑郁癥都不好意思出來混，而在底層，誰敢說自己是抑郁癥。而更嚴重的問題是在另一頭——基層，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抑郁癥，即便知道，也不敢說不敢看，公開病情會受到歧視。
同為病患的崔永元非常想幫助抑郁癥群體，于是又把事情攬到了自己身上，他在今年成立永元互動公司，準備做一個心理治療的平臺，目前完成天使輪融資。
喬任梁自殺離世的新聞引發巨大的社會熱度，也加速了心理平臺上線的進度。
9月30日，小崔不抑郁的公眾號上線，主要科普心理知識，崔永元介紹下一步會成立線上平臺，為患者提供醫療資源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崔永元公司核心成員透露，天使輪融資的投資人都是自然人，如黎瑞剛、俞敏洪、李國慶等生活中志同道合的人，所以心理平臺會帶有強烈崔永元的性格特征，這個特征會保證商業平臺同時具有社會公益性。
比如，讓心理醫生有更好的收入，這位核心成員透露，業內很多心理醫生生活條件并不好，因此轉行的不在少數。
對商業運作，崔永元一向非常謹慎，這一次，他終于決定先讓平臺活下去才有能力談其他。
崔永元半開玩笑，愛把事情攬上身的毛病改不了，也讓自己的抑郁癥好不了：攬了八件事兒，實際上只能完成兩件，很多事情做著做著就停了，心里就會產生自責，覺得自己能力差。
前不久，飯局上馮侖勸崔永元做些自己真正喜歡的事兒。馮侖勸到，人往高處走是扯淡的，人怎么可能一直往高處走呢。崔永元一聽有道理啊，不是從主持人身份退下來一定就要當臺長、做知名教授，他忽然覺得曾經做的電影傳奇、口述歷史都是非常大的事兒，邏輯還是要往高處走。崔永元心想，真正喜歡的是開個糖葫蘆店，為了吃到好吃的糖葫蘆。
找了一個朋友幫忙操持，一來二去成了食品公司，從好吃的糖葫蘆上升到安全健康的食品，崔永元又來了精神：去禁止轉基因種植的俄羅斯考察，又買了40萬畝土地作為基地，干得風生水起。回國后開會，耳朵里灌著進出口資格證等等，崔永元才發現他又把事情搞大了。
崔永元曾說羨慕好友錢文忠的生活，會把生活玩兒起來，能為了吃一碗好吃的面條找上好幾條街，他自己卻好像永遠過不上這樣的日子。
這半年，崔永元刻意強迫自己做一些“沒用的事兒”，寫字畫畫、玩核桃、玩石頭，為爬出抑郁癥的深坑，也為了那么多雙看著他的眼睛。
拓展：母親揍醒崔永元名人故事
1963年，崔永元出生于天津，是家里四個孩子中的老幺，上面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小時候，家里來了客人，都夸（兄弟仨）老大精神，老二利索，老三……偏偏到了老三，滿世界找不到合適的詞，只好說：‘這老三，老三好啊，最小吧，哼哼，哈哈……”’崔永元曾這樣講述自己的童年記憶。
父親在部隊當政委，是對崔永元影響最大的人。小學三年級時，學校組織文藝演出，崔永元很喜歡一個叫《地道戰》的群舞，卻沒能被選上。父親知道后，哈哈一笑：“選不上也沒什么，只要你努力，今后有的是機會。”或許是受到了爸爸的鼓勵，那之后，崔永元照樣熱心關注演出活動。最終，另一個歌舞節目《行軍路上》選中他出演主角。
后來，學校又將他們的演出推向農村和部隊，其中就有他父親所在的工程兵團。演出結束時，父親作為部隊領導，上臺與小演員一一握手。“那是我們父子間唯一一次正式握手。父親的手很有力，讓我覺得，那是一次男人對男人的握手。”
父親隨工程部隊長年在外，四個孩子的教養重任都落在母親身上。對于他們的“大錯不犯、小錯不斷”，母親傷透腦筋，常以“打”為上策，希望能“通過傷皮肉觸及靈魂”。
崔永元說，小時候挨母親的打就像家常便飯。
一次上學途中，崔永元和幾個同學撿到一條白紗巾。那時候，紗巾算得上是奢侈品，幾個同學將它在手里傳了一圈，傳回到崔永元手中。到了學校，他將紗巾交給老師，因為拾金不昧受到了表揚。沒想到，“貪功”為他埋下了“禍根”。
傍晚，崔永元剛走進家門，就發現母親表情嚴肅地端坐著。接下來的對話，他至今記得清清楚楚。
“紗巾誰撿的？”
“我撿的。”
“當時有別人嗎？”
“有。”
“幾個人？”
“三個。”
“那怎么說是你撿的？”
母親大吼一聲，便手執笤帚劈頭蓋臉朝他打過來。一會兒，笤帚被打散了，母親一邊歇手，一邊開始了第二輪追問。
“為什么撒謊？為什么說是自己撿的？”
“我沒撒謊，我覺得就是我撿的。”
“你覺得？別人都看見了。撒謊是品質問題，從小品質不好，長大就得蹲監獄，你知道嗎？”
“知道。”
“知道為什么還撒謊？”
“我沒撒謊……”
第二輪痛打又開始了。
那天晚上，崔永元的后背火辣辣的，躺都躺不下，只能趴著。第二天，他發起高燒。
現在想起來，崔永元說不會再記得皮肉之苦，記得的永遠是母親的好：“母親學問不高，也未必懂得多少大道理，但我一直能感受到她的善良、正直以及由母愛而生發的簡單、粗暴。她以一種樸素的判斷來決定對孩子的要求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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