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殘是什么心理，如何治療？

時間：2020-09-15 18:08:03 心理疾病

自殘是什么心理，如何治療？

　　摘要：我記得我第一次割傷自己的時候，我很憤怒。作為一名作者，我希望我可以說的文藝點，比如說，“那個傷疤是我的情緒發泄的路徑”，又或者“我用割傷來將我的心里傷痛轉化為生理傷痛”，甚至可能是“我將我的傷痛刻在皮膚上，讓全世界都能看到我的焦慮”。

　　這些一定程度上都是真的。但是第一次拿剪刀往自己的大腿上割的時候，我不是這么想的。當時我怒不可遏。

　　那天我因為什么很平常的現在已經記不清的事情跟我媽吵架。然后，我沖進房間，砰地一聲關上了門。我氣瘋了，然后找到了一把剪刀拿到手里。后面的事情我只記得我盯著我腿上星星點點的血跡在看。怒氣漸漸散去。

　　我很快的包扎了自己，沒有覺得羞愧。剪刀很舊了，刀片比較鈍。所以我只做了最小的物理傷害。后來我解釋不了當時的想法。我發誓再也不會這么做了。不到兩周，我就打破了那個誓言。

　　一年多的時間，我嘗試跟康復師，父母，朋友，更主要的是我的丈夫解釋我的自殘。每個人都問我“為什么?“大多數時候，我會聳聳肩，嘟噥一聲”我不知道“。我沒有告訴他們的是我問過自己同樣的問題。我不喜歡自殘，我也不喜歡傷疤。這令人羞愧和尷尬。我特別想停止這種行為，但是有件事情阻止了我：自殘之后，我會覺得舒服點。

　　即使我大致寫出了我的精神健康歷史——我的心理檔案疊起來的高度跟我的手臂差不多高。——我很少稱之為自殘。抑郁、焦慮、厭食甚至還有自殺傾向--所有這些都比刀片的吸引力更能夠解釋。我也不是唯一一個覺得羞愧和與之斗爭的人。2006年小兒科的一項研究表明五個大學生中就有一個人有過至少一次故意傷害自己的行為。大約百分之六的年輕人有重復的自殘行為。雖然自殘直接導致的死亡情況相對很少，但是偶爾的自殘增加了自殺企圖和自殺的風險。

　　雖然我們為什么一直點擊自我毀滅按鈕的原因還不明確，但是新時代的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研究對于這個原因給出了更有意義的回答，對于我們中的一些人來說，感覺糟糕就意味著感覺不錯。

　　血是力量的源泉。我們說血緣和因為血變得神圣的領土。我們用放血來治愈疾病和安撫上帝。兩個部落之間長久的糾紛謂之血仇。鮮血——傷害一直包含其中——一直是戰爭和宗教的標志。基督徒在圣餐禮時會喝酒，而酒代表著基督的血液，酒灑出來可以彌補我們的原罪。瑪雅神父會割開自己的靜脈為上帝做血祭。

　　自殘只是一個意外。歷史學家Herodutus在描寫斯巴達的第一任國王Cleomenes——他瘋了，并被認為是十五世紀BCE的血統，時寫到：他躺著這里時，很快的掃視后發現只有一個守衛在他身邊。他向這個守衛(他是名奴隸)借了他的刀。剛開始這名守衛拒絕了，但是Cleomenes威脅他他恢復自由身之后會饒不了他后，守衛最終同意了。把刀拿到手里后，國王開始割自己，從小腿開始割。他將肉切成條狀，慢慢的往上切到大腿，臀部和側面直到腹部，他將腹部剁成了餡。

　　第一個將這種行為稱之為自殘的臨床報告出現在19世紀后期，是美國心理學家 George Gould 和 Walter Pyle所著的醫學奇聞怪事錄(1896)。

　　他們寫了針女人，年輕女人不停將針和別針縫入皮膚來傷害自己。他們還總結了一個紐約的30歲女人的案例：

　　九月二十五日，她割開左手腕和右手;三周后她被拒絕麻痹，又開始覺得氣餒，因此又割開了手肘下的手臂，她利落的切開了皮膚和筋膜，真的傷害了各個方向的肌肉。六周后，她在剛痊愈的傷痕處重復了后面的“技藝表演”……恢復期的五周后，在她可效仿的行為之間，她又割開了她手臂上同一個地方。接下來的四月份，作為一件小事，她又重復了傷殘行為，但是這一次她留了寫玻璃在傷口里。六個月后她有了一個七英寸長的傷口，里面有30塊玻璃，七塊長刺和五塊鞋子一樣的指甲。1877年六月，她最后一次割傷了自己。下面的東西在她的手臂中和保存的地方找到：94塊玻璃，34根刺，2個大頭針，5個鞋狀指甲，1個別針和1根針以及一些其他掉了的東西——總共有150個東西。

　　Gould和Pyle將這種儀式性的自我傷害作為一種癔病，這個女人因為欺騙和尋找注意力沉浸其中。事實上，直到21世紀早期，大多數臨床文學將自我傷害作為更嚴重的精神疾病，如精神病和邊緣型人格異常——一種內心混亂和不穩定的狀態，特別是感情牽涉其中時。

　　“有些女人每次自殘之后住院的總數一生中可能有成百上千次。他們基本住在醫院，”Wendy Lader說，美國自殘部門的臨床主任，還是治療自虐的第一批心理學家之一，“每次我這么說的時候，人們都認為我瘋了，這些人中的很多可以被當成門診病人治療，因為他們并不是完全自殺式的。”

　　“這些令人驚異的，陽光的，聰明的年輕人約定過很多次，只有他們被傷害自己的想法完全占據時才這樣做。”

　　Lader第一次開始研究和治療自殘是20世紀八十年代早期，那時她的同事Karen Conterio開始在她的門診病人事實虐待見習中看到越來越多的女士自我傷害的證據。這些女士中沒有人有精神病和邊緣人格的跡象，他們割傷或者燒傷自己也沒有自殺傾向。Conterio認為她只看到了這座冰山下的一部分，因此她在1984年在芝加哥論壇報上登了一個廣告找這些經常傷害自己又沒有自殺傾向的人。郵箱爆滿，人們突然開始討論自殘。它作為一種流行文化出現，引導了1985年幾個女人在Phil Donahue TV show上的出現。

　　1986年，Lader 和Conterio 發現了SAFE(自虐終結)的可選地，世界上第一個專門治療自殘女性的專門場所，坐落在圣路易斯郊外。心理學家大致相信Lader 和Conterio是在治療人群中很少的一個子集，他們的精神和肉體一樣傷痕累累。Lader并不贊同。‘他們是令人贊嘆，陽光而又聰明的年輕人，有那么多的約定，只是他們被傷害自己的想法所占據了。’Lader跟我說。

　　雖然其他人有所質疑，Lader還是相信自殘比任何人以為的要常見。證據最終在2002年被Nancy Heath，加拿大的麥吉爾大學的一位心理學家和她的博士生Shana Ross找到。在Ross實習的一所本地高中，她定期和那些自己和朋友有自殘行為的青少年談話。當她準備將自殘當做她論文的中心時，Heath試圖勸她。

　　‘我告訴她她找不到一篇論文所需數據那么多的有自殘行為的人，’Heath告訴我。‘我最后還是同意讓她試試。’

　　Ross的初步結論表明超過五分之一的年輕人有過至少一次的自殘行為。這個結論讓Heath和論文委員會如此震驚，以致于他們認為高中生誤解了這個問題。因此Ross回到繪圖板，組織了和這些說有自殘行為的學生做深度訪談，丟掉了所有有一點點暗示不一致的結論。百分比下降了，但是Ross還是得到了一個讓人難以置信的關于青少年自殘報告的高百分比：13.9%。

　　Ross和Heath的.研究在青少年雜志上發表后不久，康奈爾大學的心理學家Janise Whitlock發表了一個在幾個常春藤盟校的5000個學生中做的關于自殘的研究。她的研究表明差不多比例的年輕人有過傷害自己的行為：20%的女孩和14%的男孩說他們有過至少一次自殘行為。

　　‘我被震驚了。每個人都發現有如此高的比例，’Whitlock告訴我。‘這個問題好像哪里都有。’

　　這兩項研究創新的地方不是自殘的高比例而是參加者都是社區里的人，而不是因為心理問題就診的人。他們可能就是上課時坐在你旁邊的人或者便利店里一起排隊的人。

　　這些研究都表明自我傷害必須要重新定義。到2006年，小部分精英科學家在國際社會對自我傷害的研究(ISSS)的第一次會議上做了這件事。‘我們沒有吃晚飯，沒有喝酒討論了這件事一晚上，’Heath告訴我。‘這意味著可憐的服務員不得不聽到了他人生中最煩的問題。我們問彼此這樣的問題，’如果摘掉自己的眼球是自我傷害，那喝漂白劑呢?’

　　他們的定義至今還在用：非自殺傾向的自我傷害是故意的，非自殺傾向，非社會同意的折磨自己身體組織的行為比如尖叫、紋身。流行病學的研究發現，這些至少有過一次自殘行為的人數達到了所有青少年的三分之一，比10個青少年和年輕人中有一個人重復自殘的人少一點。此外，雖然很多流行文化將自我傷害稱之為一種女性行為，可是研究發現自我傷害中男性比例和女性比例基本持平。

　　這個組織由不同部分組成。很多與抑郁、焦慮和厭食癥斗爭。一些人是邊緣型人格異常。還有一些人跟我一樣有孤獨癥，這跟焦慮癥有關。最后這些人在被認為有自殘行為前更多的考慮過自我傷害，還有自殺的最高風險系數。

　　事實上，割傷和其它方式的自我傷害是將來自殺行為中最有說服力的前導行為，加拿大圭爾夫大學的心理學家Stephen Lewis說。Lewis和其它心理學家都相信自我傷害表現了無法處理自己的情緒。自我傷害這種暫時逃避行為是更永久的逃避行為自殺的前導行為。

　　不管自殺和自我傷害之間的聯系如此緊密的原因，研究人員還在努力理解人們為什么重復傷害他們自己。Matthew Nock，現在是哈佛的一名教授，在他在耶魯的心理學家Mitch Prinstein 處讀博士時試圖找出這個原因。在研究了其它重復行為的文化和詢問了這些有自殘行為的人并一直記日記后，Nock 和Prinstein在2004年得到了四個事實模型。

　　模型分為正強化和負強化兩部分，Prinstein說。正強化表示這種行為會給我們一個獎勵;負強化表示某種事物的缺失讓我們感覺糟糕。自殘同時有正強化和負強化，都有內心的原因(情緒的改變)和人際關系的原因(我們與其他人關系的改變)。一個因為抑郁沒有知覺的人可能會割傷自己來讓自己有所感覺，即使是痛覺——這是因為內心原因的正強化的例子。另外那些焦慮或者憤怒的人用傷害自己來消除這些感覺，這是內心負強化的案例。還有一些人用傷害自己來證明他們有多痛苦，讓愛他們的人有所反應(人際關系的正強化)或者讓愛他們的人來阻止這種行為(人際關系的負強化)。一個人自殘的原因每一次都可能是不一樣的，這些原因有多種多樣的動機，不過有些原因可能很常見。

　　‘目前為止最常見的原因是他們想要感覺好一點，’Prinstein說。

　　我感同身受。那些我不知道怎么管理的緊張、負面情緒總是讓我開始自殘。有時候，自殘的目的就是想要舒服一點。其他時候，想要消除憤怒、焦慮等情緒的欲望會帶有一種懲罰自己的沖動。我值得受傷，我值得感覺痛苦，用傷疤來告訴全世界我是一個討厭的人。然而不是每個人在傷害他們自己時會覺得痛苦。自殘的大部分人說他們的行為并不會馬上覺得痛苦。

　　在調節和回應情緒方面有最大困難的人也遭受著最久的痛苦。

　　所有這些讓Joseph Frankin——他是Prinstein帶的博士，現在在Nock的實驗室讀博士后，思考是不是痛知覺方面的不同導致了自殘。他找到25名經常自殘的人來實驗室，并且要求他們將自己的手放到冰水中，這是一種感知痛覺的一般方式。

　　比較了47組變量之后，那些自殘的人會將手放在冰水中的時間更長，這證明了痛知覺減少的說法。Franklin還發現在回應和調節情緒方面困難越大的那些人，可以承受痛覺的能力也最久。就好像他們情緒方面的痛苦分擔了生理痛苦。

　　Nock和哈佛的同事做的一項相關研究表明自我批評會增加這些自殘的人承受痛苦的時間。Franklin相信這些過度自我批評的人會迫使自己承受更久的痛苦。這兩個因素——情緒調節和自我批評——看起來是沒有聯系的，它們表現在一起更可能增加自殘的風險。

　　這個發現震驚了我。我最糟的開始割傷的時期是我即將畢業，是不是因為完成論文的困難，考試時不理想的分數或者就是感覺不夠好。我沉溺在自我憎恨中。專家會說我覺得自己值得痛苦的感覺或者說因為這些行為讓我更容易去忍受這些。

　　讓Franklin和其他人想不通的問題是自我傷害的障礙。‘如果我們在痛苦停止的時候更舒服，那問題不是為什么這么多人傷害自己，而是為什么這些人會這樣，’Franklin說。

　　不過最近有一個未發表的研究表明大多數人對傷害自己的身體有很大的厭惡感。當他們看到有關傷害身體的圖片時，他們會移開視線：這是極其不愉快的。但自我傷害的人不這樣。當這些人看這些圖片時，眼球追蹤軟件發現他們會被這些圖片吸引——這可能是這個障礙一直存在的重要因素。

　　然而會割傷自己的人比如我并不是用傷害自己來應對身體上的疼痛。我們傷害自己來應對情緒上的痛苦。神經科學說明了這兩種因素是怎樣交織在一起的。當我們被戀人拋棄時，我們會心碎。焦慮讓我們破口大罵，恨讓我們握緊拳頭。情緒是心理上的，但他們同時也是身體上的。我們的大腦用相同的兩個地方來度量身體上的痛苦和心理上的痛苦：前導葉，耳朵后面一小塊大腦皮層的一小塊神經;和前扣帶皮層，大腦前部鉤子狀的腦組織。這里就是大腦處理痛苦的地方，不管是拒絕的痛苦還是蜜蜂叮咬產生的痛覺。

　　止痛藥也在這兩個區域起作用，不管你是遭受了心理上還是生理上的痛苦。在《心理科學》2010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止痛藥如泰諾或撲熱息痛(對乙酰氨基酚)幫助減輕痛苦與社會排斥,也降低了前腦島和前扣帶皮層的活動。這并不意味著泰諾是下一個百憂解，但是這表明了大腦確實是心理痛苦和生理痛覺交織的地方。

　　'如果你覺得受到了傷害，就會喚醒大腦的這兩個部位，‘Whitlock告訴我。’對這些自殘的人來說，會更敏感。比如拒絕可能讓我感覺不好，可是這會讓自殘的人感覺特別糟糕。‘

　　我的自殘并不是一個想要成為作家的人的充滿詩意的手勢，實際上這是這種信號在我腦海中流動的表現。

　　身心痛苦感知使用許多相同的神經回路，這為自殘的人提供了一個奇怪的“出口”。他們得知，當自殘導致的痛苦達到頂峰時，另一邊的痛苦就會減少。當身體上的痛苦減輕時，心里的痛也一樣減輕。

　　就是這種聯系讓我重復割傷。我并不享受割傷帶來的痛苦，但是身體上的痛苦減輕時，我心里也會好受一些。我的自殘并不是一個想要成為作家的人的一個充滿詩意的手勢，實際上這是這種信號在我大腦中的前腦島和前扣帶皮層流動的表現。問題是割傷帶來的尷尬，我的知識告訴我這些傷疤會變成我身上永久的紋身，我害怕有人會發現我的秘密，這意味著任何信仰都是短暫的。沒過多久，我比之前感覺更糟了，這讓我脆弱的重復心中的痛苦，緊接著的就是更多的割傷。

　　現在這么多人關注著這些年輕的自殘者，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自我傷害的人又會發生什么呢?沒有人知道。治療仍然稀少。使用最廣泛的辯證行為療法(DBT)鼓勵人們首先改變自己的行為模式，然后才是思維模式。DBT的核心的類似佛教徒的信念，一個人先要做到最好，再努力做得更好，然而臨床試驗給出了不同的結果。問題的一部分是邊緣型人格障礙,印度生物技術部的原始目標,通常是一個更持久的狀態,自殘的盛衰讓我們更難確定治療是如何工作的。

　　‘這對父母和愛他們的人來說是很瘋狂的要素。當他們認為孩子已經脫離危險或者停止這種行為了的時候，有什么事情發生了，然后自殘行為又周而復始。’Whitlock告訴我。

　　距離我最后一次割傷自己已經有幾年了。雖然這種沖動更容易抑制了，但當我處于高壓下時，傷害自己的想法又重回腦海。

　　我學會了離這些想法遠一點，把他們當做我腦海中無足輕重的隨機評論，而不是我信任的人給我的具體建議。類似的技術已經被用于治療焦慮障礙如強迫癥(我也被確診了)。事實上，這些治療讓我的大腦在一個更健康的模式下工作，我可以發泄自己的情緒并且不將自己放在尷尬，羞愧和有傷疤的境地中。

　　不去摁下自我毀滅的按鈕是很難的，特別是當我知道它會提供幾分鐘的祝福時。把這些沖動放到一邊，不沉浸其中真的很艱難。但是，實際上，自我傷害已經是我指尖旁邊一堆選項之一了。我的血還在，我的皮膚完好無缺，我的傷疤開始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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