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社會實踐報告論文--論大學生與農民工
大學生與農民工是當代中國兩個十分龐大，又十分特殊的群體，他們是中國兩個最基本文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建設者。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乃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都起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然而農民工的社會地位和權益保障卻是社會各個群體中最低、最容易被忽視的。大學生的生存環境和發展空間卻是令人吃驚、憂慮的。
農民工現狀
農民工是中國歷史上的“新生人群”，是當代中國城鎮化、工業化的直接產物。他們一方面是農民一方面是工人，“出則為工，入則為農，生活于城市之中、落戶于鄉村之內，爾來三十有一年已”。
大部分農民一旦成為“職業農民工”，就相當于走上了一條“不歸路”。離鄉之前他們變賣了農具、車馬、外包了土地。如果在城市中沒有安身立命之所即使回到農村也很難再找到致富生財之路。即便在城市中有穩定工作的人也很難被他們貢獻了一生的城市所接納，一座座在他們手中拔地而起的高樓從來不是他們的榮身之地，一所所寬敞舒適的學校永遠容不下打工子弟的身影。轟轟烈烈的城鎮化卻只是徒增了一座座空洞洞的摩天怪物，和令人望而卻步的高額房價，為之奮斗了一輩子的農民工們卻只能成為祖國大地上永久的“暫住居民”。
與世界各國城市化過程相比，中國每年百分之一的城鎮化進程可圈可點，而從各國城市化質量來看，中國的城鎮化則是個畸形兒，雖然造就了一個又一個龐大的城市，卻沒有完備的功能來發揮其社會作用，容納更多務工人員，滿足他們的生存需求。
“新生代農民工”問題
據有關數據顯示目前中國的城鎮化率為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即使按每年百分之一的速度增長至少還要持續進行四十年才能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標準，那么這四十年的城市建設靠誰呢？毫無疑問還是那些在農村失去土地或自愿放棄土地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新生代農民工”，這些農民工已不再像他們的父輩——第一代農民工，那么廉價那么軟弱，也不再具有父輩們吃苦耐勞的美好的品質，取而代之的是對尊嚴與權益的強烈要求，他們渴望融入城市渴望過上城市人的生活，而不是再受到異樣的目光和不公的待遇。或許簡單的“提高最低工資待遇”已遠遠不能滿足他們的最低需求。
一旦這些基本訴求得不到滿足，生存權利的不到保障，社會治安就會面臨極大的挑戰，新生代農民工是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經濟騰飛時期孕育出的“新新人類”，傳統思想影響力的減弱，以及以快速發展的IT產業為溫床帶有特殊目的言論的影響，都將會使他們成為隨時可能被引爆的“火藥桶”，對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造成重大影響，“官逼民反”這一封建王朝的歷史特色也許就會在人類最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再次上演。處理好關系農民工的各項問題已如箭在弦上，由不得半點疏忽遺漏。
據專家介紹：每個國家城市化的推進或多或少都會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然而像中國這樣的情形卻并不多見，向來以“中國特色”自詡的中國人也許這一次又會冠之“中國特色城鎮化”以愚黔首。然而歷史上“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的教訓還不夠沉痛嗎？
關于“中國模式”的解讀筆者見過很多，捧殺中國的大有人在卻也不乏唱衰中國的調子，我沒有那個水平來評判那個更準確、更符合實際，我只知道：只有始終把最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民模式”，才會大行其道，才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才是人類歷史進程中最好的模式。
“大學生，想說愛你不容易”是現在很多人的共同感受。高等教育的擴大化一方面讓很多社會底層人民翻了身，過上了理想中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也讓很多家庭因為“高風險低回報”的“教育投資”而變的一貧如洗，度日艱難。
制度問題
說到大學生就不得不提及“高考”這個三十年前曾經改變無數人命運，并為新中國現代化進程提供巨大智力支持的選拔性考試制度。不可否認，高考作為選拔人才的一種方式，具有其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公平公正的原則，為億萬學子敲開了高等教育之門。然而它畢竟是改革之初的產物，雖然諸多的正面作用，但也應看到：連同高考在內的各種考試制度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對人才評價標準過分單一現象已成為制約國家未來發展的瓶頸，很難想象一個遍地都是工程師，都是博士后的國家會是什么樣子。曾有人說：如果教育把我們都培養成工程師，那就是教育的失敗。其實那更是教育的犯罪。
在以分數論英雄的社會氛圍下培養出的一批有一批大學生，如今卻已經成了社會沉重的包袱，不可否認在這個群體中部分是不合格的半成品，然而這樣結果出現的原因也許并不都出在材料上，更多的是制作產品的工藝，制作流程以及樣品模板的問題，也就是說生活在這種教育制度下的學生只能是“被學習”，并不能對自己喜歡或擅長的科目進行選擇，他們只能做隨波逐流的失敗者卻不能做獨樹一幟的成功者。在這種高度的“計劃教育”體制下怎么能培養出大師？
置身大學校園，無聊成了主旋律，學習變為冷幽默，新一代讀書無用論充斥其中，與高朋滿座的網吧遙相呼應的是空空的自習室，和門庭若市的餐館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門可羅雀的圖書館，教師的官本位思想。學生的讀書無用論夠成了當代中國大學的主流文化，在這樣污濁、功利的環境中學生們怎么能專心讀書，現身科研呢？我想這也許是對“錢學森之問”的一種回答吧。
自身問題
現代大學生自身也存在著致命的軟肋：重理論輕實踐，眼高手低。也許這是歷代中國知識分子都具有的書生本色，可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如果不能主動適應社會與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要，不能與時俱進適應新時代對書生的特殊要求，那么“畢業既失業“也就不足為奇了。西漢時期的董仲舒，可為中國封建史上一代大儒，他初出書齋就向漢武帝提出了鼎鼎大名的”天人三策“，然而這位胸懷宏偉藍圖的白面書生卻沒能參與實施這個后來使漢王朝強盛一時的通天大計。
漢武帝知道：他們身上更多的是“書生意氣，激揚文字”，缺乏將這美好的愿景實現的操作能力，他們十幾年只讀圣賢書，不聞窗外事，怎能明了世事的艱難和爾虞我詐呢？學歷與能力的關系現在的大學生們已漸漸的懂了，可是還沒有真正的從思想上加以重視，還沒有把這種意識積極的轉化為行動，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實踐待明日。工作成蹉跎。
過去的三十年中國人創造了令世界驚嘆的經濟奇跡，下一個三十年中國的發展又會怎樣呢？也許從大學生與農民工的未來命運中就能找到些許端倪。
大學生，國之根本；農民工，社稷之基礎。藏富于民，藏智于生，國之大計也。
關注農民工，關注大學生。關注下一個三十年的中華民族崛起的建設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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