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唐入宋都城立體空間的擴展-由周景起樓引起的話題并兼論都市
內容 提要：唐朝規定京城民居商用都不得起樓，這體現了坊市制度的嚴密性。隨著城市商品 經濟 的 發展 ，流動人口的增加，封閉式的坊市制度和原有的空間結構逐漸被突破。這種突破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立體空間的擴展，表現在民居和商用打破不得起樓閣的規定，尤其是商用起樓，使都城具有了更大的容納量和吞吐量，也具有更大的彈性。本文重點探討了唐長安和北宋東京在立體空間擴展過程中的變化和特點。關鍵詞：唐宋都城流動人口
由唐入宋城市變化的一個重要表現是都市空間的擴展。空間的擴展無疑增強了都市的吸納力，是城市化進程中的關鍵一環。空間的擴展至少具有三維（向）性：一是外延的擴展，以城關為中心或樞紐，以城內主要大街通過城關連接城外的重要官道，使都市的實際區域逐漸向城外擴展，即形成“大都市”（不以城墻為界限）；二是城內封閉式的坊市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現為“打墻侵街”、“接檐造舍”等，這是不改變城內空間的情況下，擴大現有平面空間的利用率，增大城內的彈性和流通性，屬于內涵的擴展；三是立體空間的擴展，即在占地面積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建樓提高現有土地的利用率，以增加商用和民用宅舍使用空間。外延的擴展和坊市制度的突破，學者們已給予了充分的關注，但立體空間的擴展在唐宋城市變革進程中的軌跡以及所起的作用，也應給予充分的重視。
一、唐代都城民用和商用起樓的限制和反限制
（一）民用住宅起樓的限制與反限制
唐朝長安城是在隋大興城基礎上嚴格規劃的都城，按規定京城民居商用都不得起樓，體現了坊市制度的嚴密性。但上述規定越來越不適應官民生活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
高宗時期，河間王李孝恭子李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①”李晦拆樓并不僅僅因為為人謙和謹慎，而是有明文規定民宅不得起樓，以免“臨視人家”，造成不便，所以不得不拆。
權貴宅第違制建造從武則天以后更為嚴重。“武后已后，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②，如長寧公主、安樂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于宮掖，而精巧過之”③。長寧公主下嫁楊慎交時“造第東都，使楊務廉營總。第成，府財幾竭，乃擢務廉將作大匠。又取西京高士廉第、左金吾衛故營合為宅，右屬都城，左俯大道，作三重樓以馮觀，筑山浚池。帝及后數臨幸，置酒賦詩”④。一些權臣也肆無忌憚，如許敬宗“營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⑤，楊國忠“構連甲第，土木被綈繡，棟宇之盛，兩都莫比”①，元載“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市宇宏麗，冠絕當時”②，這其中長寧公主所筑“三重樓”和許敬宗造“連樓”，是明確起樓的記載，其他第舍是否起樓不清楚。劉蕡曾上書云：“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雕樓不蓄于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③可見私室起樓禁而不止。
唐文宗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六月敕：“詳度諸司制度條件等，……有奏：……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樓閣，臨視人家。近者或有不守敕文，因循制造，自今以后，伏請禁斷。”④可知士庶公私第宅起樓閣依敕當被“禁斷”。但如沒有人阻止，李晦的樓也就繼續存在下去了。可以想見，權貴起樓應不是個別現象。
權貴的追求奢侈，競相起閣雕樓，對都市的發展從整體空間上看，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負面的，這些負面作用到北宋以后就看的更清楚了。
五代后唐時，“莊宗常擇高樓避暑，皆不稱旨。宦官曰：‘今大內樓觀，不及舊時長安卿相之家，舊日大明、興慶兩宮，樓觀百數，皆雕楹畫栱，干云蔽日，今官家納涼無可御者’”⑤。可知舊時長安卿相之家所起樓已頗為壯觀。
（二）商用建筑起樓的禁令與突破
商業區的商業用房突破不得起樓的規定，是唐宋城市變革中值得重視的現象。
市區內商用起樓早有先例。杜寶《大業雜記》記載洛陽豐都市“周八里，通門十二，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樓延閣，牙相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⑥可知隋代洛陽城市區已有樓閣群，但不見有禁令的限制。唐朝對商業性質的樓閣則有明文限制。
唐大歷十四年（公元780年）六月一日敕：“諸坊市邸店，樓屋皆不得起，樓閣臨市人家，勒百日內毀拆，至九月二十日，京兆尹嚴郢奏：坊市邸店舊樓請不毀。”⑦說明在大歷年間，坊市邸店起樓已是普遍現象，且屢禁不止，所起樓以商用為主，是時興建頗盛。所起樓閣，不論商用抑或民居，在大歷年間仍在禁止之列，但是起樓之風顯然是越來越盛。在城市人口數量與城市空間容量形成突出矛盾后，這個規定就無法執行了。
唐人有不少對樓的描述，長安以外的其他城市，包括東都洛陽在內，并沒有嚴格實行商業不得起樓的禁令。當時人的詩文中關于樓的描述很多是營業性的酒樓、倡樓。⑧唐人筆記小說有關于長安酒樓的描寫，都是在市區，坊區有酒肆，未見起樓閣。①
《逸史》曾記載李君赴進士舉，路遇一白衣人，因相談甚為融洽，特為李君寫了三封信，“甚急則開之”。他以久未及第，“欲罷去時”，開了第二封信，信中讓他“可西市鞦轡行頭坐”，于是便遵照而去，“至即登樓飲酒”。②《虬髯傳》記載了虬髯客與約李靖交往的故事，在李淵父子其兵以前，他曾約李靖入京一見，地點是“馬行東酒樓下”③。文中提到酒樓樓下可栓牲口，樓上可飲酒、下棋，還設有柜房，代客保管錢等。唐代風俗馬行設酒樓，“作為行頭所在地，并用作看驗商品質量、談論價格、商定買賣以及簽定契約的場所，實際上具有行市的會館以及交易所的性質”④。《續玄怪錄》載：杜子春在長安西市東門得一老者資助，于是“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管，歌舞于倡樓”，一二年間，三百萬錢揮霍的“稍稍而盡”。后又得資助一千萬錢，不一二年間，“貧過舊日”⑤。此處的倡樓未寫明地點，看來與西市有關。酒樓也是進京舉子進士的聚會場所。“天寶中，進士有東西堋，各有聲勢，稍傖者，多會于酒樓”⑥。
唐人詩文中多處提到“倡樓”“青樓”，看來營業性的建筑起樓比較普遍，但長安的樓主要應在市區。
都市的發展，常住人口的增加，外來人口、流動人口的增加，拓展都市有限的空間才能解決發展 問題 ，原有不得起樓的規定顯然已滯后于都市發展的現狀。學者對唐長安人口數量的估測，存在著很大分歧，我認為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大約在一百萬左右⑦，且流動人口所占的比例超過大多數學者的估測。大歷十四年下敕毀拆邸店樓閣的理由仍是“臨視人家”，連京兆尹也出面奏請“坊市邸店舊樓請不毀”，說明都市在發展的壓力下，已不僅限于平面空間的擴展，開始沖破禁令向立體化發展，上文所錄大和六年禁斷起樓閣敕也可見一斑。
①《舊唐書》卷六0《河間王孝恭傳附子晦傳》，第7冊，第2350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年版。有關規定詳見后文。
②王讜《唐語林》卷五，第182頁，古典文學出版社標點本，1957年版。
③《資治通鑒》卷二0九，第7冊，第6623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56年版。
④《新唐書》卷八三，第12冊，第365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年版。
⑤《新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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