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與戴良友誼變異淺談
論文關鍵詞：宋濂;戴良;友誼;婺州;元末明初論文摘要：宋濂與戴良是同鄉同門好友，在元末明初的文壇上，他們都有很高的聲譽。然而，由于政治立場的不同，他們在元末的社會大動亂中，分別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由于種種原因，戴良與宋濂的友誼很難維持下去。探討元末明初同門朋友友誼的變化，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當時文人的心態和嚴酷的生存環境。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原籍婺州金華潛溪，六年（1346）遷婺州浦江（今金華浦江）。戴良（1317—1383），字叔能，婺州浦江人。戴良雖然小宋濂七歲，但由于他們同鄉，且都師事過元末的大儒柳貫、黃溍、吳萊，因此，兩人在婺中有著密切的交往，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至正九年（1349），元朝大臣余闕來婺州任浙東道廉訪司事，宋濂與戴良一道去拜謁。余闕十分賞識兩位后輩的德識才學，除了盛情夸獎和熱情勉勵外，“且各書齋扁為贈”［1］1577。后余闕得知柳貫去世，有遺稿留在家，即命宋濂和戴良“匯次之”［2］序。宋、戴兩人受命后，將老師柳貫可傳世的作品編成《柳待制文集》二十卷，請余闕和老師的友人危素作序，余闕命刻之學宮。柳貫尚有古今詩907首，雜文248篇，宋濂和戴良又輯為《別集》二十卷，命柳貫子卣藏之。
至正十年（1350）二月十五日，宋濂攜家自金華遷浦江孝門橋。這樣，宋濂和戴良同處一邑，有了更多的交往。是年八月，宋濂撰成《浦陽人物記》，他請戴良為其作序。戴良在序中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羅廢墜，抉剔幽隱，撰成乎此書。使夫一縣之內，數百年之間，忠君孝父之則，施政為學之力，以及女婦之范模，莫不粲然而具備，交見乎吾前。其視彼之區區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見浦陽之為縣，將自是而出色矣［3］卷6。
宋濂于至正九年曾因危素之薦被朝廷授予翰林編修之職，由于老師黃溍在朝中堅決求退，加之宋濂對元朝也失去信心，故來到浦江后不久，即入浦江仙華山為道士。宋濂的行為很不為時人所理解，且遭到一些士大夫的嘲笑。戴良曾與宋濂談起此事，宋濂即請戴良為其寫序辯護，以祛除人們的嘲諷。“子知我者，何不贈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戴良應命寫了一篇《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為道士序》。文中，戴良復述了宋濂四條不能為官的理由后，即援引“賀知章辭秘書之職，請為道士于荊川；陳圖南不應時君之召，入嵩山為道士”的例子為宋濂壯行，可謂深得交友之義。
朋友之道，不僅僅局限于談學論道、切磋學藝，也在于對對方生活上的關心。戴良一次病倒，二十多天不見好轉。宋濂特地趕往探視，安慰勸勉，授之良方，直到戴良病愈才辭別。宋濂之于戴良，亦可謂厚矣。戴良有感于宋濂的關懷，寫了一首《病中承宋編修見過》詩以致謝［3］卷6。
至正十一年（1351）由韓山童領導的紅巾軍大起義，敲響了元朝滅亡的喪鐘。之后，各地起義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相繼出現了劉福通、張士誠、陳友諒、方國珍、朱元璋、明玉珍等軍事集團和政權。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十九日，朱元璋率軍攻下婺州，二十二日，朱元璋在婺州置中書分省，并將婺州改名為寧越府。朱元璋雖為不通文墨的和尚出身，但作為起義的領袖，他深知羅致人才的重要。故婺州被攻下后，他即派人搜羅婺州文人至他的幕下，以備顧問。
至正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朱元璋命婺州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宋濂被聘為五經師，戴良被聘為學正。有關史料記載道：“（己亥正月庚申）命寧越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等為訓導。時喪亂之余，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之聲，無不忻悅。”［4］是年六月，朱元璋離開金華回到應天（南京）。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宋濂與處州的葉琛、章溢、劉基被朱元璋召至南京。
至正二十一年（1361），元廷以薦授戴良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中順大夫。二十二年（1362），戴良由金華道經杭州，抵蘇州上任。當時蘇州名義上還屬于元廷，實則是張士誠大周政權的所在地。
從上面的史實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宋濂和戴良一對同門好友，在朱元璋攻下婺州后，他們一同被聘至婺州郡學任教員，朝夕相處一年多后,卻又分道揚鑣。何以宋濂應朱元璋之召，而戴良卻轉而仕元，走上一條與宋濂對立的道路上去呢？
從宋濂這方面講，他幾次參加元朝的科舉，都以失敗而告終，這不能不使他對元朝的一系列制度有所懷疑和批判。例如，他的《龍門子凝道記》，即以寓言的方式對貪婪的統治者、不良的社會風氣、丑惡的世態都有過尖銳的針砭和批判。他拒絕接受元朝授予的翰林院編修的職位，一方面固然有老師黃溍的影響，但主要是對元朝已徹底失去信心。他一度出為道士，但作為一個有強烈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的儒家文人，宋濂的內心無時無刻不處于“仕”與“不仕”的激烈沖突中，尤其是至正十一年（1351）紅巾軍大起義爆發后，對“鳳凰不來，生民遘屯，如水之溺，如火之焚”［1］1753的現狀更是憂心如焚。《龍門子凝道記•觀漁微》中漁夫對龍門子“肥遁”的尖銳批評，可以看成是宋濂內心的自我譴責。但是，在出仕的問題上，宋濂堅持一個要求，那就是：君王必須像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那樣禮聘他，不然寧肯老死山中，也不肯出仕。他曾這樣說道：“君子未嘗不欲救斯民也，又惡進不由禮也，禮喪則道喪矣。吾聞君子守道，終身弗屈者有之矣，未聞枉道以徇人者也。”［1］1754宋濂甚至以孤獨氏二女因無人作媒、寧死不嫁的故事，來表明自已要由禮而仕的堅決態度：“區區一女子，尚以死守禮，予曾謂學先王之道者，乃不由禮乎？”
在朱元璋攻下婺州前的幾天里，宋濂就接到了昔日的朋友、后為婺州知府王宗顯的禮聘，要他出任婺州郡學五經師，但一招即往的做法不是宋濂的性格。故宋濂仿效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作《答郡守聘五經師書》，以多病、親老、性懶、樸憨等理由辭謝，書中有“與執事相契亦歡甚，初無不共戴天之仇，執事何為欲強之乎？”之句。不過，由于前面的敘述，我們知道拒絕就任五經師不是宋濂真正的本意，所以上面的俏皮話，僅僅表明自己并非是自輕自賤之徒。王宗顯看出宋濂并非深拒固辭，故幾番禮請，終于在次年正月郡學開學的時候將宋濂請出。
從拒絕出仕元朝翰林國史院編修之職，到投身于一個沒有多少文化的軍事首領朱元璋的幕下，這巨大的反差確實令不少人感到疑惑。故宋濂于至正二十年（1360）作《詰皓華文》，向世人公開表明他出仕的理由不是為了個人利益，而是為了拯救黎民于水深火熱之中。宋濂借主“憂”之神皓華的口，對那種不顧國家危難，不顧百姓死活，只想自已消憂圖樂的思想給予了有力的批判：“夫子宜先天下憂而憂，乃欲自樂邪？昔尼父任道為宗，上畏天命，下悲人窮。雖不得位，唯世是從。敢曰自佚，以疚厥躬？子幸我聽，請竭始終：民吾同類，綏之匪易。遑遑齊魯，宋衛。樹伐蒲圍，絕糧不繼。車轍周環，曾莫少避。欲興東周，拯我民瘁。是謂世憂，夙夜罔替；天下為公，道紀攸系。魚爛已成，河決安治。傷麟曷來，嘆鳳不至。舍瑟長吁，反袂拭涕。述為彝經，表我王制。是謂道憂，唯恐淪墜。夫子法尼父者也，宜為二者深憂，乃欲自樂耶？況今六合雄吞，矛縱戟橫。千里蕭條，土絕播耕。屍胔如山，悲風往還。鳥鳶見人，飛集樹端。夫子不為之長慟，日欲開口笑樂，一何惑乎？……王公弗憂，四國不治；侯伯弗憂，庶政用隳；子男弗憂，名毀身隨；士庶弗憂，害是罹。是憂者，群善之原，眾德之基，修之則安，悖之則危，故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而君子終身以之，夫子奈何棄諸？”［1］223所以，宋濂的《詰皓華文》可以看成是他義無反顧地出仕，義無反顧地去南京輔佐朱元璋的宣言。
從戴良這方面講，他在朱元璋攻占婺州前，曾擔任過浦江月泉書院直學的小官。三個老師中，他與柳貫的感情最深，而柳貫卒于元廷官所。所以，他雖然與宋濂居同邑，學同師，但心態與宋濂有很大的不同。他在朱元璋攻下婺州時被召至幕下，擔任了郡學學正,然他有一種負罪感，有一種懺悔情緒。我們可以從他在郡學中寫的一些詩里窺見其心態，如《投王郡守二首》中的一首寫道：“卒歲囊無褐，為儒坐有氈。每因官俸薄，時動故人憐。慷慨空前志，蹉跎已莫年。爭如歸去好，家在白云邊。”［3］卷3最后兩句，是他欲辭去郡學學正的托詞。實際上，他身在曹營心在漢，在好友宋濂離開郡學去南京的第二年，他便接受了元廷的任命。 心態的不同，并不影響他們最初的感情。在宋濂去南京的時候，戴良寫下了《別宋潛溪》一詩，表達他依依不舍的傷感之情和對宋濂此去吉兇的擔憂:“昨宵郡齋宿，今旦赴行舟。官程不敢違，可使須臾留。掩泣別故交，強顏逐前儔。未嘗去鄉邑，詎能千里游。金陵古帝鄉，雄跨東南州。至今開甲第，奕奕居公侯。冠蓋若云擁，車馬細川流。厚祿不虛授，高才將見收。如何獨多念，去去懷百憂。”［3］卷2
宋濂到了南京后，戴良經常思念這位同門好友，擔憂他的前途命運，希望他們的友情不因年歲的遷移而改變。他在《寄宋潛溪三首》結尾寫道：“韶顏忌凋落，華志驚變衰。安得君子心，不隨年歲移。”［3］卷1但是，道路不同，分別日久，心意難通，要想保持昔日的友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戴良《寄宋景濂十首》（僅存六首）和宋濂的《寄答戴九靈古詩十首》中，我們看到了兩人為保持友情所作的努力，同時也看到了兩人間存在的差異。
從戴良致宋濂“三年去復還，鄰里無一遺”，“厭此里中居，行行至吳國（一作徐國）”等詩句看來，戴良的贈詩寫于他依附張士誠的三年之后，宋濂的答和也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在吳中的三年，戴良的心緒并沒有什么好轉，他對個人和元朝的前途命運都感悲觀，加之“視友誼日薄”，“不見新相知”［3］補編，戴良更加愁悵。他很希望自己能像陶淵明一樣離開政治，離開仕途，過上一種藝藿種葵、兒女繞膝、雞黍桑麻的田園生活。戴良之所以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向昔日的朋友傾訴，是表明自己珍視昔日的友誼，期望他們能在某一方面達成共識，而使友誼有進一歩的發展。
“但我逆旅中，百感易交橫”，宋濂讀著戴良寄來的詩，可謂愁腸百轉，感慨萬分。他十分理解戴良的心情，他也希望隱遁山林，過上吸甘飲露似的神仙生活。但“攢眉入山林，已失山林性”，“窘束勢方固，安能遂吾私”，“世間紛擾徒，如何學神仙”［1］2192，社會的動亂、天下的紛爭已容不得個人躲到山林里去學做神仙了。他走到現在，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天下的太平。
宋、戴兩人的十首唱和詩，在當時的婺州友朋中競相傳誦。明郎瑛《宋戴遺詩》寫道：“予嘗見太史宋公濂詩四冊，公親書者也，大字如指頂，小字如芝麻，或行或楷，真有龍蟠鳳舞之象，高可五寸，亦奇物也。惜為杭守張公取去。今學士集中之詩，不滿二百，則知遺落多矣。予家又藏公與戴九靈寄答古詩各十首，考之《九靈集》中，止得其六，而公詩集皆無之。且書乃當時吳德基，而題跋則王華川（袆）、揭少監（汯）、胡仲申（翰）輩，而又裝潢成軸，襲以文錦，安知又不為他人之取乎？茍或敗壞，千古埋沒，今特錄置于稿，則又傳遞一番，彰者眾矣，亦慊收藏者之情。”（《七修類稿》）揭汯、胡翰的題跋今已不見，現錄王袆的題跋于下，以見其時人對宋、戴兩人十首唱和詩的看法：
古詩二十首，前十首戴君叔能以寄宋君景濂，后十首則景濂以答叔能者也。嗟乎，詩道之廢久矣！十年以來，學士大夫往往詘于世故之艱難，溺于俗尚之鄙陋，其見諸詩，大抵感傷之言，委靡而氣索；放肆之言，荒疏而志乖，爾雅之音遂無復作矣。二君素以古道相尚，是詩之倡酬，蓋仿于蘇、李，譬猶律品之相宣，規矩之互用。然其為言，或務簡善，而其思遠以切；或尚宏衍，而其情婉以周。鮑、謝之微旨，殆各有之。至其物連類，撫事興懷，則又俱有陳子昂、朱元晦《感興》之遺音焉。嗟乎，詩道之廢久矣！吾讀二君之作，于是有慨夫古詩之緒未終絕也。孔子曰：“詩可以觀。”讀乎其詩，則其所可觀者可得而見矣。［1］2570
當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消滅了陳友諒的勢力后，戴良意識到朱元璋下一個目標將會是張士誠。宋濂就在朱元璋的那一方，可以想見到時將會有怎樣的尷尬。故戴良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即避兵至四明（今寧波）。同年秋，又附舟北上，徑奔元主。因兵阻滯留山東，戴良趁機欲尋訪齊魯間的豪杰之士，但卒無所遇。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軍隊攻破蘇州，張士誠被俘自縊，宣告了大周政權的滅亡。戴良也于是年九月南還至四明。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稱皇帝，國號大明，建元洪武，是為明太祖。洪武二年八月，明兵攻入大都，元朝滅亡。
明朝建立后，宋濂和戴良的生活處境和聲望頓時判若天地。從宋濂這方面講，他被朱元璋官以《元史》總裁、翰林學士、國子司業、禮部主事、太子贊善大夫、翰林承旨等職。父母妻子皆得封贈，兒子孫子同列朝官。或受賜甘露，或受賜金帛，或受賜御詩，極盡榮寵。文名也如日中天，“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歷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勛巨卿碑記刻石之辭，咸以委濂，屢推為開國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國貢使亦知其名，數問宋先生起居無恙否。高麗、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購文集。四方學者悉稱為太史公，不以姓氏。”［5］3787-3788
從戴良這方面講，他的處境極為艱難。首先，他漂泊他鄉，有家難回。因為戴良幾乎所有的婺州朋友都在朱元璋的朝中做官，他作為元朝遺民，一個曾經依附張士誠的文臣，何以有臉面對父老鄉親，何以有臉面對昔日的朋友！所以，他只有高蹈遠引，斂跡遁身，在四明的鄉間、寺廟、山林里打發他的殘生(可參其《寄婦》、《憶子》、《自述二首》和《歲暮感懷四首》等詩)。
明朝建立后，我們找不到戴良和宋濂有直接的詩文往來。相反，從戴良的一些詩文中，我們隱隱約約地感覺到，戴良與宋濂、王袆等友人的心離得越來越遠，他甚至含沙射影地批評婺中的友人。如《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中的一首寫道：“結交數丈夫，有仕有不仕。靜躁固異姿，出處盡忘己。此志不獲同，而我獨多恥。先師有遺訓，處仁在擇里。懷此頗有年，茲行始堪紀。四海皆兄弟，可止便須止。酣歌盡百載，古道端足恃。”［3］卷24雖然是同門，但那些人出處忘己，有背師訓，令戴良感到羞恥。四海皆兄弟，何必再要與那些志不同、道不合的同門維持關系呢？話中的話，似乎就是針對宋濂、王袆等同門說的。戴良批評同門，也許有他的理由，而其《投知己書》則完全是有感而發：
仆生五十有馀年矣，足跡不出乎吳越，交游不及乎卿相，而往來于士大夫間亦多矣。泛泛市道者固不足言，其以詩文相親愛不啻如親骨肉者，亦且不少矣。然方無事時，未嘗不慷慨激發，期刎頸以相死，一旦遇小故未至利害之相關，即變顏反目遽然相背負有矣，或攘臂而擠之如怨家仇人者亦有矣。至于望望然若不識，不肯出一語辨黑白而反附和焉者，則滔滔皆是也。［3］卷10
世態炎涼，讓戴良有切膚之痛。所謂的《投知己書》，實則表明昔日的友人、昔日的知己已不復存在。這一點還可從戴良寫的《哭陳夷白》一詩得到佐證：“白發江湖一病身，平生精力瘁斯文。師門偉器今余幾，藩國奇才獨數君。共愛辭華追董賈，肯將出處累機云。生不到黃瓊墓，目極五湖西日曛。”［3］卷25陳夷白即陳基，他是黃溍的學生，故與戴良為同門。他很早就寓居蘇州，后來成為張士誠的文士。“師門偉器今余幾”，戴良從親元仕元的角度出發，對投身朱元璋那邊的同門友人作了否定。
我們同情戴良的遭遇，但也理解宋濂的處境。宋濂雖然在明朝的聲望如日中天，但他處于朱元璋極端高壓的政治統治下，言論和行動反而更不自由。朱元璋是一個猜忌心很重的人，他當上皇帝后，到處密布爪牙，監視和刺探大臣的活動。如果有人敢背著他做對其或朝廷不利的事，就不會有好下場。宋濂也免不了被朱元璋派出的爪牙偵視，《明史》宋濂本傳中記載道：“嘗與客飲，帝密使人偵視。翼日，問濂昨飲酒否，坐客為誰，饌何物。濂具以實對。笑曰：‘誠然，卿不朕欺。’”［5］3786-3787這樣的問答如果換了有不軌之心的人，著實要嚇出一身冷汗的。
對于朱元璋的這種特務活動，宋濂不得不小心翼翼，這樣做既是保全自己，也是保全與他有交往的人。《明史》本傳云：“濂性誠謹，官內庭久，未嘗訐人過。所居室，署曰溫樹。客問禁中語，即指示之。”［5］3786非但如此，宋濂還將他的明哲保身之道傳給他的朋友德基至京師，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為德基交甚狎，時亦致仕將歸，呼德基謂曰：“若愿受長者教乎？”德基曰：“唯！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謝曰：“愿卒教之。”濂曰：“慎毋出戶，絕世吏，勿與交，吾之教子，無以加此矣。”德基至家如濂戒，君子多其能受善言云。［1］1500
朱元璋對原來仕于張士誠集團的文士特別忌恨，故明朝建立后，他對來自吳中地區的文士采取了有意識的打擊，許多吳中地區的文士在明初死于非命。鑒于上述的情況，要宋濂主動地與戴良接觸，重新像過去那樣保持互來互往、互贈詩文的朋友關系，于己于友都是不明智之舉。“望望然若不識”，于小人，故可憎可惡；于君子，則可敬可佩。而戴良在當時，很難明白宋濂的處境，所以，所作詩文有冤枉好人之嫌。
宋濂與戴良在明朝建立后沒有也不可能有直接的詩文往來，但間接的往來還是有的。戴良在元末曾編有《九靈山房集》，間接地傳到了宋濂那里，宋濂于洪武十二年十月為此書寫了一則題識：
文未易知也，惟用心于文而致其精者，能真知之，然亦難矣。今世學者，喜為言論，毀譽生于愛惡，美惡惟其所好，紛然自以為知文，而卒莫之知也，不亦厚誣天下哉。若余友揭君伯防之于戴先生叔能，論其文，言其承傳所自，皆精當可征。予嘗友于叔能，不能易其言也。君以文學名當世，故能知之也真。然非真知斯文者，亦孰知余言為信哉。［6］卷首
宋濂于洪武十年（1377）致仕，他于洪武十二年在戴良的文集后寫下此則題識，想來對戴良也無害。“嘗友于叔能”，這“嘗”字，大可玩味。若他們的關系始終不渝，定然不會用這個“嘗”字。而“毀譽生于愛惡，美惡惟其所好，紛然自以為知文，而卒莫之知也，不亦厚誣天下哉”，似乎又是針對戴良發出的批評。
但不管怎樣，對于戴良這種鄙棄利祿、抱一而終的氣節和道德，宋濂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請看宋濂早年和晚年為戴良寫的像贊及題識：
其神之清，秋高露寒，而青田鶴鳴也；其氣之溫，光含輝潛，而充然如赤瓊也；其文之昭，盆盎紛如，而古罍洗獨精明也。具此三美，所以斂英毅而集眾長，葆醇熙而孚群情也。懿哉斯人，蓋智遍乎物，行飾乎躬，而學本乎誠者也。乎其凝者，以道為家；燁乎其澤者，振徳之華。悄然而深思者，所以周其變；沛然而大肆者，又將暢其葩，是皆世之所知也。至于困而亨，窮而泰，齊喜戚于夢幻，棄利祿猶泥沙，吾欲從而究之，已莫辨其津涯，況可得而贊耶。余三十年間兩贊叔能之像，辭各異焉，以見叔能年既高而徳愈進也。因令侍史并書之，前翰林學士金華宋濂記。［7］卷30
宋濂和戴良的最終結局都不好。洪武十三年十一月，宋濂的孫子慎被查出與胡惟庸黨的事有連，朱元璋怒不可遏，將宋璲和宋慎一并處死，而宋濂被發配至四川茂州。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二十日，宋濂自經于夔州僧舍，卒年七十二歲。宋濂死后的第二年，戴良被征入京，一下子成為朝野的新聞人物：“國朝洪武壬戌以禮巾征先生至京師。即日召見，試文若干篇，命大官予膳，留會同館。名公鉅卿見無虛日，甚或以師禮事之。”(趙友同《戴公墓志銘》)［7］卷30戴良被征到南京后，朱元璋很想給他官做。但戴良怎么可能去做朱元璋的官呢？昔日的朋友宋濂等為朱元璋的有功之臣竟然得到如此下場，他若做一個“貳臣”，會有什么好結果呢？何況還有危素的前車之鑒！結果，戴良以忤旨獲罪。洪武十六年（1383）四月十七日，戴良自裁于寓舍，卒年六十七歲。
考察宋濂和戴良的交游，我們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結論：（1）宋濂和戴良由于同鄉同門的關系，他們之間曾經有很深的友情。但是，隨著走上不同的仕途后，他們的友情也漸行漸遠，這是時代造成的結果。同時，也與他們本身思想上的差異不無關系。（2）在政治上，應該說宋濂比戴良更有抱負，更有政治頭腦，而戴良卻更有詩人的氣質。（3）宋濂在明朝建立后不去舉薦戴良，也不去接濟戴良，這是因為當時的生存環境使他不得不如此。只有這樣，才能成全戴良抱一而終的氣節，才能保全戴良的性命。從深層次的角度說，宋濂還是深愛著戴良的，但戴良在當時很難領會這一點。（4）宋濂在像贊中對戴良的氣節和道德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這不是出于友情，而是出于道義。如果將戴良換成別人，宋濂也會這么做的，這是宋濂的品格。
參考文獻：
［1］宋濂.宋濂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2］柳貫.柳待制文集［M］.四部叢刊初編本.
［3］戴良.九靈山房集［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胡廣,等.明太祖實錄［M］.明抄本.
［5］張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4.
［6］戴良.九靈山房遺稿［M］.叢書集成初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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