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孔子“仁學”思想及其文化批判
論文關鍵詞：孔子 仁學思想 文化批判
論文摘要：“仁學”是孔子思想的精髓，其文化內涵十分豐富：“愛人”是“仁學思想”的核心內容；“復禮”是“仁學思想”的踐行標志；“孝悌”是“仁學思想”的心理基礎；“人格”是“仁學思想”的精神動力，它們共同建構起孔子“仁學”思想體系。在中國文化史上孔子“仁學”思想體系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其精華部分對于當今社會精神文明建設具有不可忽視的啟迪作用。
“仁學”是孔子思想的精髓，“仁”在《論語》中出現達一百多次，可見孔子對于“仁”的重視。關于“仁”，孔子每次都有不同的表述，雖然每處都是片言只語的言談，并未展開論述，但就是這片言只語卻包蘊了十分豐富的文化內涵，并且建構了系統而又完整的仁學思想體系。二千五百多年以來，孔子仁學思想體系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在今天，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這筆寶貴的文化遺產，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于提升精神文明水平，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愛人”是“仁學思想”的核心內容
在倫理關系中，“仁”既是一項重要的道德原則，又是一種人生境界，它要求人們在人際交往中要富于愛心，要相互關心愛護。因此當樊遲向孔子請教什么是“仁”的時候，孔子回答說:“愛人”。(《《論語》·顏淵》)這是孔子關于“仁”的最簡潔明快的回答，它揭示了孔子“仁學”在倫理層面上的核心內容。
“愛人”的前提是理解、尊重他人，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他人，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的“恕”道。“愛”是一種內在情感，無所附麗則無法顯現，因此“愛人”又必須體現在情感態度和具體行為上，這就是真誠地關心幫助人。如孔子所要求的那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就是要由己及人，對需要幫助的人熱情地施以援手，使他人獲得與自己一樣的成就。
“愛人”不僅要關愛與自己親近的人，而且要關愛社會上所有的人，正如孔子要求弟子們所做的那樣:“沉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這是一種普泛化的愛，既要求普通民眾之間相互關愛，更側重于要求統治者對人民群眾的關愛。因為居于上位的統治者能做到“泛愛眾”，對于實現孔子建構和諧社會的政治理想更具有實踐意義。無怪乎孔子大聲疾呼:“子為政，焉用殺?”(《論語》·顏淵》)“寬則得眾，惠則足以使民”。(《論語》·陽貨》)，“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等等。孔子要求統治者關愛民眾，竭力反對他們對人民過分的、殘暴的、赤裸裸的剝削壓迫，這又賦予了其“仁學”思想明顯的倫理政治色彩。
以“愛人”為核心的孔子“仁學”思想，既包含著“人本”思想的因素，又體現出“民本”思想的精華。所謂“人本”，可以從文字學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佐證。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仁，親也。從人從二。
他先說，仁就是親愛的意思，接著又從形體結構分析的角度說“仁”是會意字，從人，從二。從“人”，很顯然講的是人的問題;從“二”，用徐銥的解釋就是:“仁者兼愛，故從二”。意思是說，二人以上彼此都應.. `愛。《禮記·中庸》也說:“仁者，人也”。指出所謂“仁”就是人與人之間相互親愛。由此可見，孔子的“仁學”也就是“人”學，即“以人為本”的學說。
此外，我們還可以從孔子的人生故事中得到直接的證明。《論語·鄉黨》篇記載:“廄焚。子退朝，日:‘傷人乎?’不問馬”，“只問人，不問馬”，表明孔子重人輕財，十分關心管理馬匹的下人，這是其人本思想的具體體現。
春秋時期，“民本”思想已成為很多有識之士的共識。對此，《左傳》中多有記載。孔子對于人民在社櫻安危中的舉足輕重作用十分清楚。雖然孔子極力維護周禮，反對以下犯上，但是他更關注廣大人民的利益，反對國君對百姓的橫征暴斂，主張搖役賦斂要有節制，要“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他不但反對竭澤而漁，反對過分的壓迫剝削，而且還提倡適當給人們以救濟。魯哀公遇到了荒年，感到用度不足，向孔子的弟子有若討教辦法，有若說:“百姓足，君孰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于足?”(《論語·顏淵》)這些都十分精辟地說出了民為邦本的道理，反映了了孔子的民本理念。孔子對違禮行為是深惡痛絕的，但是，他對于管仲不死于君難，反而投靠原來君主的政敵的違禮行為采取了極為寬容的態度。當子路批評管仲“未仁乎”的時候，孔子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又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論語·憲問》)雖然管仲相齊桓公違背了原來相公子糾的“君臣之義”，但是由于他的作用，使齊桓公成了春秋時期的霸主，在一定的時期內，結束了諸侯混戰的局面，消餌了武力，把人民從戰亂中解救出來，所以孔子稱其為“仁”。一般說來，孔子認為，仁者必合于禮，但是，如果能對廣大人民做出貢獻，即使不合于“禮”，孔子仍然肯定其“仁”，可見“民本”思想已經成為孔子衡量“仁”與“不仁”的重要依據。
當然，孔子的“民本”思想是希望統治者重視人民的力量，調整好與人民的關系，緩和階級矛盾，終極目的還是為了統治者的長治久安。盡管如此，孔學的仁愛精神，充分體現了對苦難民眾的關懷，包含“人性”覺醒的因素。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它一方面為統治集團中的明達之士提供批判封建暴政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又啟發了廣大受壓迫民眾認識到自身生存的理由和生命的價值，進而轉化為他們反抗壓迫、推翻暴政的精神動力。雖然后一點并非孔子所愿，但是它在歷史上確實發生了。
二、“復禮”是“仁學思想”的踐行標志
《論語·顏淵》篇記載:“顏淵問仁。子日:‘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接下來孔子進一步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在這里，孔子指出，依禮而行是仁的根本要求。仁是內在的，表現為主觀的心理、情感等因素，禮是外在的，表現在視、聽、言、行等諸多方面。作為內在的東西是難以觀察到的，只有通過外在的表現才能做出判斷。衡量一個人是否“仁”，要看他的行為實踐是否符合“禮”。換言之，“禮”就成了“仁”的外在標志。“仁”從心理、情感方面對人進行內在熏陶，“禮，’從言談舉止方面對人進行外在規范，二者結合，把人徹里徹外地納人到“仁學”教化之中，從而有效地塑造孔子所倡導的理想人格。 對于“仁”和“禮”，孔子更看重“仁”，因為“仁”是“禮”的內在心理、情感依據，是實行禮的決定性因素，所以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在這里，孔子以“仁”釋“禮”，將原本是規范社會行為的外在的“禮”，轉化為社會成員的個體內在的自覺，使“禮”與“仁”相互滲透，互為表里，奠定了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基礎。
一般說來，“仁”與“禮”是統一的:“仁者”，必守“禮，’;循“禮”而行者，必為“仁”。但是當二者發生矛盾的時候，“仁”就上升到主導地位，一是行“大仁”者不必拘“小禮”，上文提到的管仲改仕齊桓公就是確證。二是表面行為即使符合“禮”的要求，而其實質未必就是“仁”。所以當林放請教什么是“禮”的根本時，孔子回答說:“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可見，孔子已經看到了表象與實質有些時候并不完全吻合，但他更重視表象后面的實質。
孔子主張復“禮”，是為了維護宗法等級制度，加之“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在當時就遭到了代表小生產者利益的墨家學派的猛烈抨擊。后世封建統治者，更片面的把“禮”作為鞏固統治地位的工具，使之逐漸地失去了“仁”的內在靈魂，在今天看來，其中很多內容已經成為封建糟粕。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經過孔子仁化了的“禮”，其本質是發自內心的，真誠的尊敬他人，其精華部分，在民俗文化中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已經融化在我們民族的血液之中，為中華民族贏得了“禮儀之邦”的美譽。不僅如此，即使在當今人際交往和一些社會活動中，也不能不講究必要的禮節和儀式。因此，孔子仁學體系中的“禮”，對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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